對于領導干部的家屬違規(guī)經(jīng)商辦企業(yè)，本年度糾正了多少？迄今為止清理了多少個“小金庫”？以上內容均為“2009年北京市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專項檢查自查表”的“廉政指標”(11月29日《新京報》)。

作為黨風廉政建設專項檢查的重要內容，“廉政指標”設置的初始目的，在于考核評價領導干部抓廉政工作的具體業(yè)績。這種將廉政建設績效考核指標化的做法的積極意義似乎不容置疑，但是這種“廉政指標”仍然局限于自查項目，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激發(fā)領導干部履行廉政建設職能的動力，又能否深入制度層面對各級干部形成切實的拘束力，在我看來，都是一個未知數(shù)。

長久以來，在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中，以GDP為核心的經(jīng)濟發(fā)展成為居絕對主導地位的指標內容，一些領導干部對經(jīng)濟業(yè)績的追求往往遮掩了其在廉政建設方面的職責，甚至對下屬的貪污腐化現(xiàn)象予以容忍。在這種背景下，對領導干部的黨風廉政建設考核評價工作提上日程，各地紛紛強化廉政績效在官員績效中的比重。

但這種廉政績效考核，無論設置多么詳細的指標體系，無論采取多么嚴格的“一票否決”措施，在未納入常態(tài)化的制度軌道之前，其傾向都顯得有些過于“行政化”，其效力也極容易淪為形式主義者的“作秀”之舉。

就北京的“廉政指標”而言，雖然自查項目列舉得十分詳實且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針對性，但在實際工作中，能牽引多少領導干部遵照指標的要求去“按圖索驥”呢？一些指標項目的“空白”，在缺乏有力的問責機制下又能對人們產(chǎn)生多強的警示效應？一次“小金庫”的查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官員廉政績效的評判？如果缺乏對官員廉政職責持久的制度性監(jiān)督，如果不能在末端將這種考核真正落實到官員的任免提拔中，那么“廉政指標”所呈現(xiàn)給我們的也許只是干部自查時的一種“盆景”。

強化領導干部廉政建設績效考核無疑必要，以數(shù)據(jù)式的指標量化實現(xiàn)這種考核的精細也顯務實態(tài)度。但這種量化考核在缺乏常態(tài)化的制度保障下，如果實際操作中不能有效防止不實際的做法或“觀玩賞析”，不能持之以恒以綜合判斷廉政績效，不能最終進入到影響官員升遷的業(yè)績評價環(huán)節(jié)，那么“得分”再高的黨政干部，也不足以承載促進黨風廉政建設的重任。

總之，就當前的黨風廉政建設而言，我們并不缺乏種種績效考核的細則或指標，也不缺乏各種足以凸顯領導重視程度的機構與組織，更不缺乏集簽訂責任書、干部自查、民主評議等于一體的檢查運動。我們缺乏的，乃是真正用以“治心”的連續(xù)性廉政建設督政和獎懲機制，以及確保這種機制落實的種種程序細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