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們正處在發展、改革和穩定的關鍵時期，機遇稍縱即逝，挑戰錯綜復雜，干部的精神狀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突出，都重要。我們不是一般地講精神狀態，而是著重地講要把一個“怕”字換成一個“敢”字。提倡一個“敢”字，就是要講“三個敢于”，一是敢于處理問題，二是敢于承擔責任，三是敢于面對媒體。講“三個敢于”，不僅是一種提倡，更要體現到我們的用人導向之中。

敢于處理問題，具有突出的現實針對性。一方面，我們處于調結構、保增長的關鍵期，發展和調整中的新問題層出不窮、多重競合，需要我們的領導干部迎難排解敢于“拍板”；另一方面，我們處于多元開放的新階段，公共事件頻發、公眾熱點接踵而來，需要我們迎“風”化解、敢于直面。如果我們精神不振，“怕”字當頭，或遇到矛盾繞開走，碰到“死結”躲躲開，或一見風浪就退避，一成“焦點”就隱身，就只能積重難返，越陷越深，給黨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更大的損失。

敢于處理問題，領導就要親自動手。我們說，“急難險重”領導要上第一線，就是說，發展的前沿，穩定的現場，應當看得到主要領導身先士卒的身影。“急難險重”之處，情況復雜，矛盾錯綜，領導干部如果不去“拍板”，勢必群龍無首，七嘴八舌，無法解決矛盾；而“危難險重”之時，也正是領導干部做出“好樣子”的關鍵時節。如果大的矛盾出來了，領導干部卻退避三舍，甚至找不到人影、聽不到聲音，誰還會聽你的空口白話？

敢于承擔責任，既是我們黨對領導干部立下的“規矩”，又是行政法制的一條基本原則。既然做了“第一書記”，就要承擔全局的責任；既然當了行政首長，就要依法全面負責。我們有的同志，只講掌權行令，卻不懂得權與責的相對性和一致性，遇到風浪，不敢“擔肩胛”，不敢“下最后的決心”，出了事情，更不敢擔責任，不敢“攬過請咎”。對于這種“軟肩膀”，我們的用人導向恐怕也要有所鑒別。

一方面，我們的干部要敢于承擔責任，另一方面，我們對干部責任也要科學分析。出了問題，首先要找制度因素。如果確是制度性問題，就不要過多地責備干部。處理制度性的問題不要失之單純，是他的責任你查他，不是他的責任就不要查他，重在從制度性、系統性上解決問題。此外，對于那些勇于開拓、勇于試驗、勇于創新的干部，即使是犯了一點錯誤、“闖”了一點“禍”，也不要求全責備，不要動輒得咎，不能苛咎其責。總之，我們要正確對待責任問題，才能形成敢于負責、敢于干事的好環境。

敢于面對媒體，是多元開放時代對領導干部一個新的突出要求。在頻發的公共事件和接連不斷的公眾熱點面前，領導干部亟須將“怕”字換成“敢”字，敢于通過媒體直面公眾，敢于直言是非曲直，敢于在“第一時間”及時主動地回應社會的輿論和群眾的關切。“敢”，就是不要怕說錯話，不要怕別人批評，不要怕成為“焦點”，不要怕炒熱甚至“烤糊”。“敢”，同時還要科學冷靜地分析輿論的構成，分析社會心理狀態，要堅信是是非非，最后總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并不是哪一邊聲音響就可以“一錘定音”，就可以“說了算”了。真正“說了算”的，還是不可歪曲的真相和不可混淆的是非。

敢于面對媒體，領導干部自身也要把握兩條。一是沒有私心。無私才能無畏。如果我們天天考慮自身的榮辱得失，看不透這世上的過眼煙云，就不能達到“是非審之于己，得失聽之于人”那樣的境界，就會畏首畏尾，怕字當頭，以至囁嚅不言，缺位失聲，更何論一個“敢”字？二是要學會同公眾面對面。如果我們一嘴官腔，或沒有專業知識，盡說空話、大話、外行話，那么說出來的話沒人要聽、聽不下去，就是有了一個“敢”字也會適得其反。

把“怕”字換成“敢”字，提倡“三個敢于”，是多元開放新時期對于我們干部的緊迫要求，恐怕也是一次新的“趕考”。我們作為“學習型政黨”的一員，可要交出這份新的答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