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黨內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黨內民主健康穩定發展的根本途徑

在黨內民主發展的過程中，建國初期，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黨內民主建設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相對而言，后一個時期黨內民主發展受到的干擾要少一些，成果要更豐碩一些。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前一個時期黨內民主的發展是建立在黨中央和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比較重視的基礎上的，而后一時期則明確了制度化法律化的發展方向。黨內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進程，始于1938年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但是，這一正確的發展方向不僅未能在此后的40年間成為主流，而且在1957年至1976年間還被中斷近20年之久。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內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走上持續穩定的發展之路。正因如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成為黨內民主建設成果最豐碩的時期。

黨內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水平低的一個消極后果，就是黨內民主容易遭受破壞。在這一點上，我們黨有著深刻的教訓。對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不能說黨內沒有察覺、沒有斗爭。但是，這種察覺和斗爭難以發揮作用，往往因領導人一句話便前功盡棄，其根源在于黨內集體領導沒有形成嚴格的制度，原則性的規定多于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定，從而難以通過合法的程序來防止和糾正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

現代民主政治與法制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聯系。鄧小平多次闡述過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之間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他指出：“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都應該加強，過去我們都不足。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好像兩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民主只有以法制為依托和保障，才能避免走入無政府主義、多數暴政等歧路。而對于黨內民主來說，黨章和黨內法規就是它的基礎和保障。“文化大革命”期間，民主和法制被對立起來，以“四大”為主要形式的所謂“大民主”嚴重地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結果黨內民主也遭到扼殺。

因此，黨內民主要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必須走制度化、法律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