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國家和生產單位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指出，各個生產單位要在統一領導下有自己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廠的權益究竟應當各有多大才適當，我們經驗不多，還要研究。”［6］29他還指出，農村合作社經濟要服從國家統一經濟計劃的領導，同時，在不違背國家的統一計劃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靈活性和獨立性。“對于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6］221。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農村個人和集體的利益分配問題。他說：“我同意這樣一種意見，即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合作社和國家頂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讓農民多分一點。”［6］52

在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時，毛澤東主張，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是第一位的，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說：“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2］134他還說：“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36

2.正確處理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

1956年，我國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人鬧事的問題。這些人鬧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則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在分析這種情況時，毛澤東指出：“應該承認：有些群眾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斗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并且應當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6］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