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些村支書提出，讓優秀村支書都擠公務員這條獨木橋，顯然不太現實，還應探索多元化出路，拓展農村基層干部個人發展平臺。杭州市委組織部組織處處長李志龍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透露，2003年以來，盡管全市通過公開招考成為鄉鎮公務員的村干部只有11名，但被錄用為鄉鎮事業干部的多達48名。此外，一批優秀村干部還被安排擔任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各種群團組織的代表（委員）。

發展壓力：討飯財政逼出“化緣書記”

一方面是待遇低、出路窄，另一方面，工作量和付出并不小，任務和壓力很大。這尤其讓一些村支書心理失衡，產生較大的心理落差。

在廣東汕頭當過老板、2007年作為創業能人回村的重慶江津區李市鎮大橋村黨支書吳廷全說，村支書收入趕不上農民工，工作強度卻比得上公務員。“除非睡著了，其他時間（包括吃飯）幾乎都是在工作，每周從來沒有什么雙休日。我剛從汕頭回來時體重180多斤，現在只有140斤了。”

據了解，當前農村基層干部承擔的工作任務名目繁多，廣泛涉及秸稈禁燒、計劃生育、衛生防疫、信訪穩定、防洪抗旱、保護環境、調解糾紛、擁軍優屬、廉政建設等。村支書們最覺沉重的當屬發展和致富的壓力。不少村支書深感“有心謀發展，無奈手段少”、“有想法沒辦法，有辦法沒錢花”。

記者在天津調查發現，一些村級集體經濟雖然有一定發展，但基礎仍然薄弱，有的鄉鎮一半村子都沒有集體收入。一名在農村摸爬滾打30多年、擔任過鄉鎮黨委書記的基層干部說：“土地都分到老百姓的頭上了，集體經濟沒有收入，支書只剩一個腦袋一個膀子，怎么去領導村民？”

在湖北浠水縣巴河鎮桃花村，村民把長期在外打工做生意的馮記國當財神一樣請回來當村支書，但這只“還巢鳳”后來的日子很不好過。“我在外面一年最低可以掙個10來萬元，回來后卻成了成天出去討錢的‘化緣書記’。農村稅費取消以后，不能再從農民那里收取款項，加上68萬元的債務，村級要運轉，還要給農民辦實事。上面給的轉移支付每年只有2萬元左右，4個村干部的工資都付不起，要想再搞點什么建設，只有靠自己出去討錢。”

馮記國的辦法是四處去化緣，一是找村里在外面有成就的老板、在上級部門工作的領導，二是找部門找領導爭取項目，搞點資金。化緣是一件苦差事，但半月談記者在各地農村采訪發現，像馮記國這樣的“討錢書記”其實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