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以后不久，周恩來就來到生活書店門市部和編輯部，看望鄒韜奮及其他工作人員。他勉勵大家要多為抗日救國出力。周恩來的到來使鄒韜奮及同事們備受鼓舞。他對周恩來的景仰之情與日俱增，有什么問題總是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也總是推心置腹地與他共同探討。有一段時間，周恩來幾乎每周都到漢口的中央銀行樓上，同鄒韜奮及救國會的其他領袖沈鈞儒、史良、李公樸，青年黨的左舜生等聚商國是，向他們介紹國共談判的情況，分析政治形勢，聽取他們對時局的意見。

通過這些開誠布公的交談，鄒韜奮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他鄭重地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

周恩來沉思良久，說：“韜奮先生，你現在的黨外民主人士的身份要比你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更能發揮作用，黨需要你留在黨外。”

鄒韜奮感謝周恩來對自己的信任并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他相信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取得抗戰的勝利，一定能夠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之后，他繼續留在黨外，盡心竭力地為黨工作著。

后來，鄒韜奮又在上海、漢口和重慶，先后創辦和出版了《抗戰》、《抗敵畫報》、《全民周刊》、《全民抗戰》等刊物。它們和生活書店的出版物一樣，成為人民的喉舌，成為民族民主革命的號角，喚起了廣大讀者巨大的愛國熱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周恩來經常抽時間閱讀鄒韜奮主辦的刊物，并給予很高的評價。一次，夏衍向周恩來匯報《救亡日報》的工作，周恩來詢問了報社情況、報紙銷路以及各方面對報紙的意見后，說：“要好好學習鄒韜奮辦《生活》的作風，通俗易懂，精辟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這就是方針。”

周恩來對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書店也十分關心。抗戰爆發前，生活書店除了上海總店外，只有廣州和漢口兩處分店。抗戰爆發后不到一年的時間，生活書店的分店已增加到50余處，遍布全國。有不少共產黨員在生活書店中工作，周恩來經常給予他們具體的指導和幫助。

1938年10月，鄒韜奮向中國共產黨的參政員林伯渠提出，希望在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根據地設立生活書店分店，以便對根據地軍民進行文化服務。周恩來得知鄒韜奮的這一愿望后，十分贊賞。后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具體安排，生活書店、新知書店以及讀書出版社陸續派人前往根據地，在陜甘寧邊區成立華北書店，同時在新四軍創建的各根據地成立大眾書店，推動根據地的出版事業的發展。

二

1938年武漢淪陷前，鄒韜奮主持的生活書店總管理處和他主編的《全民抗戰》編輯部遷往重慶。周恩來也于1940年5月來到重慶，繼續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并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同國民黨當局進行正式談判。這樣，兩人的來往就更加密切了。

位于嘉陵江畔曾家巖50號的“周公館”里經常出現鄒韜奮的身影；他常帶著一些問題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則把黨中央對白區文化工作的指示傳達給他。他們也在一起拉家常，每次交談都和諧而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