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通過刺激性政策保經濟增長是短期任務，不得不如此的話，那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特別是把內需作為經濟增長拉動力量，則是經濟的長治久安之計。這不但是發達國家過去的經驗之談，也是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上下獲得的最大共識。

內需的核心是居民的消費需求，而非企業、更非政府的投資。所以，擴大內需，就是增加居民的消費信心和消費能力。消費信心和消費能力的增加，靠的是居民收入的可持續性增加，這除了需要經濟的增長，更需要有重大的制度變革。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消費能力”，切中要害。最近幾年，國民收入過度向非居民傾斜了。

先是農村居民。農民是中國最大的人群，但消費能力最低。這既有經濟發展滯后的原因，更有制度性的約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最大亮點之一，是提出“要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這對幾千萬已在中小城市經商、實際居住多年的農民工的福利，對于他們的子女，享有與城市居民子女同樣的教育、醫療等基本服務來說，是重大的利好消息。非但是重大的公平舉措，也是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照亮全社會每個角落的實際行動，為解決這部分本來的農村居民的后顧之憂，增加他們的消費和投資，開辟了道路。同時，這也為更多的農民進城，掃清了制度瓶頸。“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傳統思路是把農民繼續留在農村，而允許農民進城，消弭他們的農民身份，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更根本的途徑。有人擔心，農民進了城，沒有工作怎么辦？其實，這是誤會。因為城市化本身，就是一個大量增加工作崗位的過程，城市和農村的最大差別，就是城里的工作機會更多。

其次，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有所謂“新三座大山”的壓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在醫療和教育領域的投入。此前，國務院關于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公平醫療服務的思路，而教育部也表示將就基礎教育的公平性做出決定。

住房，是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心腹大患”。中國社科院最近的一份報告說，85%的城市家庭買不起房。人們希望房價回歸正常，可是房價是開發商、眾多央企、地方政府、銀行以及熱錢等各方利益均衡的結果，也與現行財政體制有關，單是那剩余的15%的富裕家庭，就有足夠的能力把房價拉高。但是，解決住房難題，非“一朝一夕”之功。何況房價的高低，也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作為決策最重大問題的經濟工作會議，不可能就存在爭議的房價本身給出說法。但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政府在其中的任務，也就是“加強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支持棚戶區改造。”這說明，讓“居者有其屋”，同樣是政府的責任和愿望，而且政府一直在行動。

在經濟處于并不穩定的時期，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局面下，將改善民生作為明年工作的核心環節，是把經濟的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統籌考慮的結果。這讓我們對明年以及未來的中國經濟前景充滿信心。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