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萬眾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為首。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周恩來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么能不天下歸心呢？

總理的五無是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這種在夾縫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佩著的一塊徽章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的，而據資料統計，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時有9天；14～18小時有74天；19～23小時有38天；連續24小時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而從3月中旬到5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

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1934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1938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愈，只好赴蘇聯求醫。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只短住了6個月，最后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這個時局，卻在蘇聯從1938年住到了1941年。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成了救火隊長，他像老母雞以雙翅護雛防老鷹叼食一樣，盡其所能保護干部。紅衛兵要揪斗陳毅，周恩來苦苦說服無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會堂門口，看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這時國家已經癱瘓，全國人除少數造反派外大多數都成了逍遙派，就只剩下周恩來一個苦撐派，一個苦命人。他像扛著城門的力士，放不下，走不開。每天無休止地接見，無休止地調解，飯都來不及吃，服務員只好在茶杯里調一點面糊。當時干部一層層地被打倒，他周圍的戰友、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已被打倒一大片，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個。他連這種“休息”的機會也得不到啊。全國到處點火，留一個周恩來東奔西跑去救火，這真是命運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廈將傾，只留下一根大柱。這柱子已經被壓得吱吱響，已經出現裂紋，但他還是咬牙苦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