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略角度看，美國之所以在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上寸步不讓，很大程度是害怕一旦美國作出讓步，不僅會削弱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更會使日本在外交上更加特立獨行，與美國漸行漸遠。所以美國把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置于關乎日美安保條約穩定的最高層面上，始終在這個問題上保持對日本的高壓態勢、強硬態度，試圖以此牽制日本新政府的外交走向，維持美國主導下的日美同盟關系的穩定性。而鳩山政府之所以目前仍然保持著高調的強硬姿態，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政權內部的穩定以及日本選民意見的左右。日本現政權就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不僅在執政聯盟間（民主黨與社民黨、國新黨）存在不同意見，甚至日本民主黨內部（防衛相與外相）也存在不同的意見。與此同時，沖繩當地政府及民意，對此也形成很大壓力。沖繩居民的抗議游行不斷，一浪高過一浪。

日本到底可不可以說不

讓美國感到不快的是日本提出的有關東亞共同體構建的問題。日本方面顯然并沒有打算讓美國方面參與到東亞共同體的構建上來。外相岡田曾說過，美國不是“東亞共同體”的“正式成員”，此話立即引起了美國的反彈，于是，鳩山在泰國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軸，所以美國對“東亞共同體”的“參與”極其重要。然而，仔細品味一下岡田說的不是“正式成員”與鳩山說的美國“參與”之間，其實并無太大的區別，倒是鳩山在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談中說的“日本有點過度依賴美國了。日美同盟雖然重要，但是日本應該制定更加重視亞洲的政策”更加意味深長，它暗含著鳩山真的要“脫美入亞”的意思。日本政府在面對亞洲國家領導人時，尤其是中國、韓國及東盟等國家，都展開積極的外交推銷手段，來推銷東亞共同體概念；但在面對美國政府時，卻只字不提此。因此必然導致美國方面的警惕。

盡管日美雙方都以日美同盟作為彼此外交的重點（對于美國而言，是其亞洲外交的重點），但顯然，自日本民主黨上臺以來，摩擦與沖突多多少少已經讓此同盟產生了裂痕。對于日本而言，日本在戰后基本上都是奉行以日美同盟關系為基準的外交政策路線。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也曾有一段繁榮的時期。在經濟力即將超越美國的美好展望出現的時期，索尼會長和某右翼政治人士所著的《日本可以說不》引起了話題。可是即使在當時，日本政府也從未對美國說“不”。因此，即使是面對中國的迅速發展，在自民黨執政期間，日本奉行的政策也仍然是與美國一同合力遏制中國的政策。但鳩山首相顯然更愿意把中國的崛起當作日本取得外交獨立的機遇。因而在對中國的外交上，采取了一種更為務實的方式來處理中日關系。對于鳩山首相而言，中國顯然是機遇大于威脅。因此，在外交政策上才有了以亞洲為重點，帶有明顯親中的決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