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自漢武帝后，儒學始終保持著作為一個統治意識形態的優勢。即使是在儒學相對式微的南北朝時代，如日中天的佛教也無法取代儒學而成為中國的統治意識形態。與儒學相比，佛教有著一種為統治階級所不喜歡的“佛祖面前人人平等”的情懷。況且，佛教追求來世輕視今世，難以與經世致用的儒學在政治層面進行競爭。這就是為什么當時北朝的統治者會從興佛轉向抑佛甚至是滅佛，為什么魏孝文帝會主動發起對自己族群文化的打擊，并著力提高儒學在北魏的統治地位。魏孝文帝的所作所為都在無意間為中國重新回歸大一統局面做了準備。

中國歷史上有著周期性的“朝代循環”。但是稍作考察我們就可以發現，這朝代循環的背后并不具有什么周期性規律。如果有什么規律的話，它應的也是“一樣生百樣死” 這樣一句俗話。中國每個朝代的倒臺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統局面形成的背后卻都有著相似的原因，那即是統治階級在上臺后馬上會發覺儒學是最為適合的統治意識形態，并且為了獲取政治穩定他們必須取得儒家知識分子的支持。漢朝時就已形成的“儒法國家” 政治形態就這樣在新的條件下不斷被“復制”，雖然這一復制在每一朝代都會因為受到當時的結構與人事的調節而顯得不盡相同。

就這樣，儒學為中華帝國提供了一個同質性的文化和認同感基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古代帝國控制能力有限這一局限。儒學的存在使得帝國這一國家形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展出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國有著強有力的國家，發達的官僚體制和精英層面上的認同感。除了當時的百姓尚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感外，中華帝國在很大程度上猶如一個現代“民族國家”。19世紀末以來，中國的歷史學家一般都會把中華帝國的這一形態看作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桎梏。而現代的學者更會把諸如“反右”、“大饑荒”、“文革”等災難看作是由于中國長期大一統而帶來的“東方專制”文化的結果。其實，類似的災難性國家政策在德國、日本、前蘇聯、柬埔寨、伊拉克等等許多文化和歷史完全不同的國家中都發生過。它們構成了“現代化”的黑暗面，屬于后發展國家在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內政治多重互動下走向極端的例子。當然，由于有著長期大一統而帶來的強國家傳統，中國在錯誤和正確的道路上都會走得很快。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國家能在將全國飛快地帶入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和“文革”后，馬上又能把全民帶入一場致富運動，在世界上創造了另一種奇跡。

（作者單位：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

來源：《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