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貴和精神表現在諸多方面。就國際關系而言，它主張“協和萬邦”；就國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際關系而言，它要求和睦相親、和衷共濟，強調“和氣致祥”；就家庭關系而言，它告誡人們“家和萬事興”；就經營之道而言，它提醒人們“和氣生財”。中國人始終認為，祥和之氣是最可貴、最美好的。

為了維護和諧、穩定、均衡，中國古人始終對失和、失度、失衡保持警惕，這就促使中國人形成了中庸的民族性格。由于古代先哲從一開始論和就重視和同之辨，所追求的乃是一種多樣統一的理想狀態，這又養成了中國人較為包容的民族性格。這種民族性格，不僅使中國人對外來文化能夠兼容并包，而且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在中國，以和為貴不僅是一種普遍共識，而且業已成為一種民族心理。這種民族心理又促使中國人形成了和解、禮讓的處事原則，與人為善、寬厚待人的交往原則。由于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就使中國自古重視生態倫理，自覺維護生態環境；由于強調個人自身的和諧，就使人們重視“和心”、“和性”，養成一種平和的心態，深知“心必平和然后樂”的道理。概而言之，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貴和精神隨處可見，對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習俗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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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的尚公、重禮、貴和精神，既有鮮明的時代性，又有一定的超越性，它在中國歷史上所造成的影響是長期的、深遠的、復雜的。一方面，尚公、重禮、貴和對于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發揮了重要作用。尚公、重整體的觀念，對于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穩定，無疑起了巨大作用。由尚公精神派生的國家、民族、公眾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觀念，以及重社會責任、克己奉公的觀念，在中國歷史上曾產生過持久深遠的影響。從《左傳》的“茍利社稷，死生以之”到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從賈誼的“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到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都是中國歷代志士仁人的座右銘和人生信條，并對一般民眾產生了重要影響。重禮、重秩序的觀念也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安寧，保證社會有序地正常運轉。禮所要求的恭敬、謙讓、文明禮貌，對于協調人際關系，增進社會公德、提高社會文明和道德水準，均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而貴和精神對于調節人際關系，緩解社會矛盾，避免社會發生過多動蕩，維護社會正常秩序，都有積極作用。由貴和精神而引出的相親相睦、同心同德的團結精神，又形成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尚公、重禮、貴和的歷史局限性和消極影響。尚公、重禮、貴和，均是要求廣大的底層民眾安于自己低下的等級地位，自覺犧牲自己的利益。在整體至上的觀念下，個體的存在價值、個性的多樣化發展、個人的正當權益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確認。由于輕個人權益，最終勢必因抑制個體活力而抑制社會群體的活力，造成社會的停滯和思想的僵化等等。因此，要全面認識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這也是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一項重要任務。

（作者為黑龍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