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原因是：以君主專制為核心的倫理型政治，在中國占統治地位并長期延續。數千年來，人們可以對現存的政治狀況進行激烈的批判，主張各種政治改革甚至進行政治“革命”，但很少有人對這種以人治為基本特征的君主政治的根本點發生懷疑。君主專制、中央集權、自上而下的官僚網絡等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存在著政治腐敗現象，也不過是帝王、官僚的道德品質問題，關鍵在于使統治者——權力握有者保持或恢復他們內在的賢明、善良。之所以產生如此認識，都是基于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善。恰恰相反，在地球另一端的發達國家，為防止政治權力的擴張、壟斷和專制，卻進行著另一種探索，即建立法理型政治體制，全力謀求對政治權力的外部制約。所以如此認識，也是基于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惡。

顯而易見，發達國家與中國在防范權力異化、政治腐敗上所走的路線是有所不同的。但如何評價這兩種路線的社會效果呢？無疑，這兩種路線在其歷史發展中都有過自己的光榮，但從歷史必然性和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看，應該說，倫理型路線過于理想化，它將希望寄托在某些領袖的重視與官吏的自律上，因而往往只能在某些時期或某些個人身上發生作用。中國古代的太平盛世大多出現在王朝之初，而其清官又寥若晨星便是最好的說明。

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法理型路線則以其突出的穩定性、常規性而更貼近于實際。世界上所有清廉國家在近現代，幾乎無一例外地建立了一整套相關的法律制度，來防止、消除政府官員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其中諸多成功經驗足以證明廉政制度化的必要和可行。當然，在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中，也有過政治黑暗和官員腐敗，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完善與制度未得到切實執行。而這又從事物的另一面向我們昭示：建立制度必須科學有效，執行制度必須具有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