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反作用是這樣的重要和明顯，所以如果我們僅僅把協商民主作為一項制度、一種形式，而沒有把它提升為一種文化即促使其成長為人類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協商民主就難以真正發揮它的作用，甚至作為一種民主制度的形式也是難以持久的。因此正確認識文化的反作用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恩格斯晚年曾就包括文化在內的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問題作了精辟的論述：“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恩格斯認為對歷史進程起重大影響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如憲法，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等等。

在我國協商民主成長為先進文化的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

協商民主是近二三十年西方國家興起的政治思潮和政治主張。雖然其中有不少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地方，但是協商民主在我國己經有比較長的發展歷史了。這是推進我國協商民主成長為先進文化的有利的歷史條件。

協商民主在我國的發展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4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抗日戰爭時期建立的民主政權到新中國成立。這是協商民主制度產生和形成時期。抗戰時期延安建立的人民政權實行“三三制”的參議會制度和解放戰爭時期實行的代表會議制度。在這期間毛澤東提出了兩個“一定要學會”，即“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于同別人商量問題。”第二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這是協商民主制度較快發展時期。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建國綱領，而且代行憲法職能。第三階段，從1954年到1966年，是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并存的形成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指出了政協的性質、地位和職能，從而奠定了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是人民政協基本職能的基礎。從全國政協三屆一次會議開始，政協和人大代表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共商國是，并由此形成慣例。第四階段，從1978年至今，這是協商民主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基本形式的形成、確立和不斷完善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在撥亂反正結束后對新時期人民政協存在和發展的依據和人民政協的性質、地位、根本任務和主要職能等基本問題做了深刻而全面的論述。鄧小平指出，新時期統一戰線已經發展成為全體社會主義的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聯盟。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非常重視人民政協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中的作用。1993年3月，我國憲法修正案寫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內容。中共十五大把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綱領的重要內容，明確肯定了人民政協是實現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機構，確定了團結、民主是人民政協的兩大主題，拓展和延伸了人民政協的基本職能，即在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基礎上，增加了參政議政的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