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代理問題的直接民主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曾經顯示過優越性，最典型的要數古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古雅典每天舉行人民大會，所有公民都可以參加，城邦的所有重要決定都在此做出。在伯里克利時期，雅典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民主政治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制也受到了馬克思的高度贊揚和肯定，“公社一舉而把所有的職務—軍事、行政、政治的職務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使它們不再歸一個受到訓練的特殊階層所擁有。”因而，公社“是人民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

然而，受現實條件的制約，直接民主制往往不可能廣泛推行。喬？薩托利指出：“以個人參與為基礎的民主只在一定條件下才是可能的；而相應的是，如果這些條件不存在，那么代議制民主就是唯一可能的形式。”一方面，近現代國家領土面積遼闊，人口多者達十多億，少者也有上千萬或者幾百萬，遠遠超過古代城邦的水平，采用直接民主制在操作上困難重重。另一方面，社會事務管理是一門非常復雜、精深的學問，需要由具備專門技能的知識精英和管理專家進行處理，而不是曠日持久的民眾聚會所能解決。因此，代議制理論在十七世紀開始發展起來。即使是極力反對代議制的盧梭，也不得不承認：“就民主制這個名詞的嚴格意義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多數人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那是違反自然的秩序的。”

所以，在現實中，代議民主制就成了必然選擇。正如羅伯特？達爾指出：“沒有代議制度，民眾有效參與大規模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代議思想的根源是不民主的，我們也沒有必要感到奇怪，為什么在十八世紀后半葉，當民治政府的擁護者認識到代議可以同整個國家大規模民主過程相聯結起來時，他們把這個驚人的新結合看成是歷史上最大的政治創造之一。”列寧也說：“擺脫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于廢除代議機構和選舉制，而在于把代議機構由清談館變為工作機構。……如果沒有代議機構，那么我們很難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在代議制政體中，作為國家主人的全體人民具體化為一個個選民，他們通過定期或不定期的投票，決定重大事項，產生政府官員，并由政府官員代表自己管理國家事務。通過內在的委托—代理機制，代議民主制相對地集中民意，縮小公民直接參與的幅度，增加了操作上的可行性，從而被廣泛地采用，成為現實中占主導地位的民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