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方向的選擇上，仍然有接近50%的家長反對“選擇”，希望通過考試篩選來“分配”教育機會，在有些城市，超過60%的家長希望今后的招生制度能夠按照考試成績招生。

（2）地級市的家長對“選擇”的偏好明顯小于省會城市

調查結果顯示，擇校和非擇校家庭在招生制度改革方向的選擇上沒有明顯差異，但是，地級市和省會城市的家長卻表現出明顯不同的選擇偏好，地級市的家長對考試的偏好要比省會城市的家長強烈得多。

圖8：省會和地級市家長對“考試”偏好的差異

五、調查的主要結論

以上調查數據展示了我國不同區域、不同層級的城市中，義務教育階段擇校的基本信息，從這些信息中，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兩個主要的結論：

1．個體“擇校”行為的累積產生了社會的“負外部性”

“擇校”作為學生從分配的教育機會中逃離，重新尋找新的教育機會的機制，提高了選擇者個人的效益，但這種個體行為的累積，卻產生了不好的社會效果：社會群體間的分隔，這背離了義務教育的核心價值。這是個體選擇行為導致社會代價的最突出表現，經濟學中將其稱為“負外部性”。“擇校”雖然也要付出一定的經濟和心理成本，但調查顯示對“擇校”成本敏感的家長非常少，而收益卻非常明顯，這個收益既包括子女學習成績的提高，也包括優質學校學生特質累積產生的、有益于成長的學校環境和交往環境，這些足以補償擇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