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與這一突破相關，他們還提出了一個與如何認識馬克思的“整體像”相關的“卡爾·馬克思問題”。我們知道，究竟以什么標準來劃分早期馬克思和晚期馬克思，以及如何評價這“兩個”馬克思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lián)東歐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焦點。西方馬克思主義往往從人道主義角度解讀《手稿》，甚至解讀整個馬克思主義，認為早期的人道主義是馬克思的思想高峰。與此相對，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則強調(diào)晚期《資本論》的科學精神，將《手稿》視為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而將《資本論》視為馬克思思想成熟的標志。結果，在馬克思思想史上就出現(xiàn)了“人道主義的馬克思”與“科學的馬克思”以及“早期馬克思”與“晚期馬克思”之間的雙重對立。這些對立的背后顯然是對馬克思主義本質的不同理解，如果用日本學者的習慣說法，就是對馬克思的“整體像”、“原像”的不同認識。

那么，該如何看待和解決這一雙重對立？由此出發(fā)，又該如何把握馬克思的“整體像”和“原像”？這是60年代初期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界所面臨的重大課題。日本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界的泰斗內(nèi)田義彥曾稱這一課題為“卡爾·馬克思問題”。回答這一問題實際上成為60年代中葉以后日本馬克思主義的主旋律，正是在這一主旋律下才誕生了廣松的“從異化論到物象化論”圖式和望月的“異化和分工的歷史理論”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卡爾·馬克思問題”是60年代日本馬克思主義興起的直接原因。

由于實現(xiàn)了這兩大理論突破，在20世紀60至70年代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出現(xiàn)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宇野經(jīng)濟學”、“大冢史學”、“望月史學”、“《現(xiàn)代的理論》學派”、“市民社會派”等各種學派林立；圍繞《巴黎手稿》的“早期馬克思論爭”、圍繞《資本家生產(chǎn)以前各種形式》（簡稱《各種形式》）的“共同體論爭”和“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論爭” 、圍繞《大綱》的“中期馬克思論爭” 和“第二循環(huán)的結束問題”、以及圍繞法語版《資本論》的“個體所有制”論爭等等，可謂精彩紛呈；此外，還出現(xiàn)了“黑格爾左派和早期馬克思問題”、馬克思的“世界史像理論” 等焦點問題。整個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界呈現(xiàn)出一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一時間，在日本的大學里做經(jīng)濟學的大都是“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做歷史學的大都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中情況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一躍成為日本學界的主流話語。正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中，日本馬克思主義作為一支有別于蘇聯(lián)東歐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新興力量終于登上了世界歷史舞臺。

那么日本馬克思主義又有什么特點呢？我以為，它作為一種獨立的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即重視文獻考證和文本解讀的“學術性”、橫跨多種學科領域的“綜合性”以及擁有豐富和敏銳的“時代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