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形勢的發展和革命隊伍的擴大，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加入了大量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另外還有受革命影響的北伐官兵以及國民黨軍隊中起義或解放過來的官兵，他們原先大多數也是農民。紅軍中還有一部分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據1929年5月統計，“紅四軍全軍約4000人，其中黨員1329人，占33.2﹪。在這些黨員中，有工人310人，占23.4﹪；農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學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黨員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占70﹪。”[5]（P366）再加上環境險惡，戰斗頻繁，生活艱苦，部隊得不到及時教育和整訓。因此，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四軍內滋長嚴重。“如何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把黨建設成無產階級先鋒隊，把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成為亟待解決的帶根本性的問題。”[6]（P366）

古田會議是三灣改編和遵義會議之間承上啟下的一次重要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它的歷史功績是讓毛澤東的革命思想得到了黨和紅軍一次至關重要的實踐認可，進一步確立了軍隊必須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這個貫穿始終、事關勝敗的根本原則。

為防止黨和軍隊變成“農民黨”和“流寇”，喪失黨和軍隊的無產階級性質，作為紅四軍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曾力圖加以糾正上述錯誤思想傾向。但是，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紅四軍黨內特別是領導層內在創建根據地等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有的同志甚至認為在紅軍中實行民主集中制等原則就是實行“家長制”等。1929年6月下旬，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毛澤東準備用總結建軍以來的經驗來解決爭論的問題。“但他的正確主張未能為多數同志所認識和接受。”[7]（P368）結果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也在未經中央指示改組的情況下被“選”掉了，只能到閩西協助指導地方工作。1929年8月，新任前委書記陳毅前往上海，參加軍事會議，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這一時期，紅四軍在“政策上出現很多錯誤，黨及紅軍組織上皆松懈”。[8]（P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