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決議是對中央九月來信精神的充實、完善和發展。它總結了自南昌起義以來紅軍的建軍經驗，劃清了紅軍與舊式軍隊的界限，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份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軍隊的問題。“毛主席親自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這個綱領性的文件，把我軍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基礎上，成為一支區別于一切舊式軍隊的新型人民軍隊。”[12]（P671）古田會議決議所規定的這些基本原則，不但很快在紅四軍得到貫徹，而且隨后在其他各部分紅軍中也逐步得到實行，并對以后不斷加強黨和軍隊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完成這一轉型的人民軍隊，具備了較強的戰斗力。古田會議結束不久，按照中央規定，1930年2月7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陂頭召集四、五、六軍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決定將紅四軍前委擴大為四、五、六軍的共同前委，毛澤東為書記；2月，毛澤東、朱德率部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三省會剿”；6月，紅四軍與閩西紅十二軍、紅六軍合編為紅一軍團，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朱德為總指揮，全軍計2萬余人；8月，紅一、三軍團合建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總前委書記，全軍3萬余人，成為當時全國實力最為強大的紅軍。在此后一年多時間里，紅一方面軍取得了輝煌戰果，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一、二、三次“圍剿”，贛南、閩西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據地。

古田會議結束后第五日，毛澤東再次向黨內同志闡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道理。明確指出要想“在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說明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革命高潮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建立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逐級擴大人民武裝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政策，無疑是正確的。而且只有這樣，才能樹立全國人民的信仰，給反動派以極大困難，動搖其基礎促進其瓦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可以說，到這個時候，毛澤東關于城市與鄉村、工人與農民、群眾運動與武裝斗爭、黨的領導與軍隊建設等方面重要關系等正確認識已經為廣大黨內同志所接受，基本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方向的理論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以及人民軍隊戰略戰術等方面的基本原則，確立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標志毛澤東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