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因此成為我黨我軍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是在黨的建設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實踐經(jīng)驗上的總結和理論思考的升華，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是中國革命承上啟下關鍵的中間一環(huán)。古田會議確立的這些原則，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和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礎。

沒有古田會議決議及建立在古田會議上統(tǒng)一認識的基礎，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對毛澤東的思想的肯定和對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統(tǒng)治的否定和結束，黨就不可能解決如何指導軍隊繼續(xù)打勝仗的問題。正是這一問題的解決，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在黨和紅軍面臨危急的關頭召開的。由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致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紅軍被迫進行戰(zhàn)略轉移，進行長征。在長征途中，紅軍雖然突破了國民黨軍隊四道封鎖線，但人員折損過半。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關頭，毛澤東提出了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的主張，得到大部分領導人的贊同。于是，紅軍強渡烏江，占領遵義。

1935年1月15日，黨中央在遵義城琵琶橋(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稱紅旗路)東側87號原貴州軍閥師長柏輝章的公館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劉少奇、王稼祥、鄧發(fā)、何克全(凱豐)，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林彪，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jīng)驗教訓，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

遵義會議著重解決了當時最為急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使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成為長征走向勝利的關鍵一步。遵義會議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表現(xiàn)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動主義、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又有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由于當時處于戰(zhàn)爭環(huán)境，軍事路線的錯誤直接關系到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而且這些錯誤已為中央大多數(shù)領導同志所認識，也為廣大紅軍指戰(zhàn)員所不滿，糾正的條件已經(jīng)成熟。遵義會議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fā)，集中力量糾正軍事路線的錯誤。會議明確指出，由于“左”傾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圍剿”戰(zhàn)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qū)后繼續(xù)遭到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后，紅軍恢復了過去及古田會議時期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正確作戰(zhàn)原則，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軍重兵之間，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徹底擺脫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