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13]（P345）遵義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提供了根本的組織保證。遵義會議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隨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在當時戰爭環境中，這是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由遵義會議開始的、建立在古田會議基礎上的這些組織措施，對于推動黨的路線轉移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對于保證黨中央重大決策的貫徹執行，取得紅軍長征的最后勝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長征途中，張國燾實施逃跑主義，企圖分裂黨中央，給黨和紅軍帶來了嚴重損失。但由于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堅決斗爭，妥善地運用古田會議以來的統一認識處理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使得張國燾的錯誤沒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終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保存了包括紅四方面軍在內的整個工農紅軍的骨干力量。

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更加自覺地從實際出發選擇戰略轉移的方向，堅持了古田會議以來正確的方向，促進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具有重大意義。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在戰略轉移過程中，先后有一個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陜甘發展的戰略方向變化過程，直到最后決定以陜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遵義會議后隨著各路紅軍戰略轉移的相繼完成，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和陜甘地區的紅軍勝利會師西北，實現了黨中央對全國紅軍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古田會議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中國共產黨對在黨內占統治地位長達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糾正乃至對整個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從這次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而貫穿始終的就是堅持了古田會議以來的正確思想。遵義會議就是在堅持古田會議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使紅軍和黨中央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得以保存下來。自此以后，紅軍轉敗為勝，轉危為安，勝利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長征勝利充分說明了一個真理：‘建設一支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革命軍隊，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