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事態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呢？難道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和其后的各項改革做得還不夠嗎？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我們又應該從這次金融危機中學習到什么？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必須以歷史的眼光，以更寬廣的視野，來重新審視我們十年前后經歷的兩次金融危機。

曾蔭權提出以下四個重點啟示：

第一個啟示，金融全球化對監管提出挑戰。這次全球金融危機顯示，與十年前相比，各國在經濟和金融的相互依賴程度大大提高，國際資本的跨境流動大幅增加，金融產品日益精細，金融交易的速度也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變得更快。可以說，金融業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僅僅是一個行業的定位，而是對整體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國際間一些監管，還是偏重“多透明、少監管”的原則。1997年之后，亞洲各主要的經濟體都是在自己的國家和亞洲國家之間的金融監管層面下工夫。

這些工夫沒有白費。事實證明，亞洲地區的金融體系并沒有像歐美那樣出現崩潰，經濟反彈也遠快于歐美地區。目前，大家都已經意識到，我們缺乏有效的全球性金融監管制度。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美國家不斷推出改進監管的措施和法案，希望增加對全球資本流動和大型金融機構的監管。

第二個啟示，要平衡開放與風險。今年十月，在美國聯邦儲備局召開的關于“亞洲與全球金融危機”會議上，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提出：這次金融危機顯示，金融和貿易越開放的經濟體系，受到的打擊越大。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前提下，開放總是有風險的。金融危機迅猛地傳到貿易領域，引起貿易額的大幅縮減；2008年第四季度，當英、美等國的經濟增長是負6%時，亞洲不少經濟體的增長是負兩位數，由負12%到負20%。這些現象是引人深思的。伯南克談到這個觀點時，特別舉了香港和新加坡兩個貿易和金融上極為開放的經濟體做例子，當然也提到了中國和印度。

伯南克的觀察，印證了亞洲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面對的現實，這就是，開放帶來增長，一個經濟體越開放，增長的速度就越快。亞洲“四小龍”是這樣，亞洲“四小虎”也是這樣，1980年代后的國家經濟增長，也與開放緊密相關。然而，這次的全球金融危機卻讓我們感受到，開放與風險是一個銀幣的兩面。當然，我們不會從此閉關自守，但是必須學會主動平衡開放與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