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來重溫黃炎培對中國封建王朝“先興后衰”的“周期率”的原因分析：“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于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國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及其政治集團建立的政權，都沒有擺脫興亡周期率。新的封建王朝在奪取政權后，又開始依附在專制權力體系的基礎上，拼命地撈取好處，一代一代撈下去，又激化了同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于是又一輪農民起義爆發了，又一個歷史周期開始了。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是非常熟悉的。如何擺脫興亡周期率，正是他在革命即將取得成功時所考慮的一個大問題。他在應答時堅定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這番話也表明，在當時他們談話的語境中說的是“概率”，而不光是指“規律”。毛澤東的表述很明確：封建社會擺脫不了的政權興亡周期率現象，我們共產黨人是能跳出來的，辦法就是把權力交給廣大人民群眾，而不是交給少數人。專制的對立面是民主，民主就是由多數人說了算，實行多數人的統治。這不是打破歷史規律，而是作出了符合歷史規律必然要求的選擇。

從政治學角度思考“興亡周期率”問題很有必要

今天我們在此考證到底是“興亡周期率”還是“興亡周期律”，可能真的是有點咬文嚼字了；但把“興亡周期率”問題從語言學角度提出來，進而從政治學角度考慮怎么解決，卻是很有必要和意義的。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在由西柏坡移駐北平的路上，異常興奮，形象地把今后黨領導建設新中國的宏偉事業比作“進京趕考去”。怎樣考出好成績呢？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北京就腐化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京是要繼續干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共產主義。”

執政，就意味著掌握權力，在掌握權力的情況下，怎樣防止一些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關鍵是要營造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體制和機制，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只有堅持不懈地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我們才能“跳出”歷史的興亡周期率。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