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第一次讀到一位中國分析家寫的有關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文章時，我深不以為然（在下文，我會解釋我錯了）。我心想，理解國際關系的路徑，如現實主義、自由國際主義和建構主義是眾所周知普遍適用的。

我錯誤且不以為然地認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如今天的中國或過去的英國）想在重新認識世界力量的基礎上，看到自身在文化上的崛起，這也許是非常自然的。但顯然，那是狹隘的、本土主義的、大國沙文主義或其他某種形式地區非理性的想法。

于是，我閱讀有關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材料，并更多地思考如何建立一種對所有民族均適用的真正的國際關系理論。當歐洲崛起時，歐洲人在努力理解國際關系的機理，他們為何不能跳出狹隘的觀念，而把歐洲的特殊性視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律？所有的崛起大國都具有同樣的狂妄心態。但畢竟，不難看出，當歐洲人在談論搭大國便車或謀求大國制衡這一歷史問題時，答案往往是非此即彼。也就是說，你只有敵友兩種選擇，一國非敵即友。比如夾在俄德兩國之間的波蘭不能既想搭德國便車又想通過俄國制衡德國。

很顯然，這不適用于中國及其地區鄰國——中亞、東南亞、南亞、東亞和東北亞。如蒙古、尼泊爾或新加坡這些國家都希望最大程度地參與中國的經濟，并從中國經濟崛起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動力中獲益。這很自然。

但與此同時，從來沒有一個弱小國家完全信任一個強大國家。因此，作為世界大國中國的鄰國，那些小國也通過求助于制衡性大國來對沖風險。與歐洲弱國要么尋求制衡，要么搭大國便車有所不同，在中國周邊，鄰國同時用這兩手。

為了建立一種真正普適的國際關系理論，人們應當——正如主張建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者所建議的那樣——解構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路徑，這種研究路徑常以普適的面目出現。但是，其目標不應是以“中國中心論”取代“歐洲中心論”。若不然，將無任何進步可言。

建立一種新的、更好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目標應當是把那些看似歐洲的、中國的和其他具體國家的理論整合進一個更大的理論框架中，用共同話語來解釋地區特性。一個分析家如果繼續從歐洲的特殊性來總結規律，而不了解中國多元的地區主義與之有何不同，便無法實現該目標。這可能也意味著，巴西及其鄰國，乃至南非及其鄰國也有其自己的特性。只有充分理解全球多樣性，一種真正普適的國際關系理論才有可能實現。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