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她也以相當的篇幅，直言不諱地寫了張申府種種弱點毛病，甚至在我們平常人看來并不光彩的一面。

比如，她寫了他“自我吹噓和歷史考證的混淆。”“修改歷史紀錄以突出他自己和他經手組織的巴黎中共小組的重要性。”

比如，她寫他只是“五四運動的旁觀者”，和五四運動若即若離，“當其他的政治行動派為革命舍身的時候，這些懷疑使張三心二意，最終只能成為革命的同路人而已。”

比如，她寫他的“自夸”，說他的學術成就過于博雜，雜而不純，“沒有一部正式的著作……甚至生命的盡頭，他和1918年的自己可稱無甚差別，依然故我，仍是雜志的作者和讀者。”

比如，她寫了他批判胡風，“像1948―1949年張的愛人和朋友公開表示要‘嚴懲叛徒張申府’，現在張又被迫用同樣的字眼給詩人胡風套上罪名。”他自己曾經也被體無完膚的抨擊過，當然懂得這個罪名的分量和滋味，“但現在卻要用同樣的標簽抹黑另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再比如，她不止一處批評他的風流，并以整整一章（全書共六章）的篇幅，寫他在羅素性解放的影響下和幾個女人的關系。這一章的題目叫做“浪子和解放主義者”，明顯的批判色彩，在寫了他和兩任妻子的關系之后，她著重寫了他和劉清揚、董桂生和孫蓀荃三個女人的愛恨情仇。張申府標榜自己“三好”：好名、好書、好女人。他認為女朋友這概念來自西方，五四之前沒有，五四給了他自由去找女朋友，“可以說我是五四時期才成為了男人。”而她則一針見血的批評他說：對愛情特別對孫蓀荃的言行不一的背叛，“外表上尊重女權的人，內里原來抱殘守缺。”

很難在我們的傳記類的作品中看到這樣不留情面的書寫。我們更愿意為賢者諱，愿意表揚和自我表揚，愿意在個人恩怨之間相互指責攻訐，愿意在人造泳池中去揚帆破浪，這便當然和真相拉開了距離，有意無意之間把書寫的對象特別是如張申府這樣的大人物，書寫成哈哈鏡里的鏡像，或戲臺上披戴裝扮過的角色。舒衡哲認為信史的書寫是不斷接近真實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不斷和受訪者一起解謎的過程。她說：“作為一個歷史過來人，在公開和私下的回憶里，張戴上不同而且經常互不協調的面具，這就越發使得他的謎解不開。”她還說：“一個幸存者，基于需要，必定是一個雙面人（甚或是多面人）。”舒衡哲的這些經驗之談，對于我們今天頗熱的各類傳記類的寫作和閱讀，是一個有益的路標。

想起放翁有詩云：史書弄筆后來事，繡鞍寶帶聊兒戲。是因為在這本書的前言里，舒衡哲說過這樣的話：面對張申府，作為歷史學家的她不能視為兒戲，那些真實的事情，像河里的尖石塊一樣，每一次走進就會刺她一下。在我們這里，卻常常把它們當成兒戲，而且是要把它們“繡鞍寶帶”裝扮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