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的代表“推選”

按照黨章規(guī)定，黨的代表大會的代表應該由基層黨組織選舉產(chǎn)生。而九大則不然。由于當時各級黨委被打倒，都沒有恢復或建立，黨員也無法參加組織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選舉產(chǎn)生。當時采取的辦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會的核心小組協(xié)商推薦代表，實際上幾乎完全是由幾個核心小組成員說了算，點了誰誰就是黨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黨員的人也會 “突擊入黨”，成為黨的代表。九大召開之前，張春橋有一句“名言”：“ 要讓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現(xiàn)出來的‘革命派’入黨，成為黨的新鮮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黨做官。”姚文元在上海說：“首先是要吸收一批優(yōu)秀的造反派入黨，這就是說，頭一個條件必須是造反派……第二個條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選優(yōu)秀的。”在這樣的標準下，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總司”司令、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洪文不經(jīng)過選舉，便被認定為九大代表。更為荒唐的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造反派頭頭陳阿大甚至在還不是黨員的情況下，就被“內(nèi)定”為九大代表。為了讓陳阿大盡快入黨，張春橋和姚文元親自到良工閥門廠，召開整黨建黨座談會，動員陳阿大入黨。從寫入黨申請書，到被發(fā)展入黨，還不到10天時間。陳阿大入黨不到兩個月，便由張春橋在“上海市中共九大代表名單”上填上了名字，這也創(chuàng)下了一個紀錄。從陳阿大入黨到當上九大代表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們連讓陳阿大填寫入黨志愿書這件事都忘記了，直到他當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別人代筆補填了入黨志愿書。更為可笑的是，不知是由于“工作”太忙還是自己疏忽，陳阿大的入黨志愿書竟然沒有交給黨組織，直到他鋃鐺入獄，才被公安人員從他的抽屜里發(fā)現(xiàn)。

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標準之下，九大選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級黨組織選舉產(chǎn)生，而是在所謂“民主協(xié)商”和“聽取群眾意見”之后推選出來的。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機把他們幫派體系內(nèi)的許多人塞進九大代表名單中，造成了九大在組織上的嚴重不純。

報告兩易其稿

歷次黨代會最重要的內(nèi)容莫過于政治報告的發(fā)布了，它往往代表了中央對形勢的判斷和對未來的規(guī)劃，所以，起草政治報告被作為歷次代表大會最重要的準備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視，九大也不例外。陳伯達是黨內(nèi)的大筆桿子，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文采極好，歷史上也寫了不少重量級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來，他在推行“左”傾理論上出力不少，著名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就是出自他的手筆。陳伯達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器重，起草過許多重要的文件，這次起草九大報告自然少不了他。而張春橋和姚文元自從1965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視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索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來，也受到毛澤東的重視，一路走紅，作為黨內(nèi)筆桿子的“新秀”，實力也不容小覷。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任務就落到了這3個人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