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齋敬神的謝氏，是一位舊禮教熏陶出來的婦女，到了晚年，她更把自己能否由兒子抱頭送終視為至關要緊的“大節要義”。所以，當陳獨秀于1937年8月出獄后，她便不顧自己年邁體弱，硬叫松年夫婦陪著她，千里迢迢，從家鄉上重慶、赴江津，一路飽經風霜，備嘗艱辛。

關于盡孝道，陳獨秀與前來奔喪的大姐之間發生了一場爭執。依大姐的意思，披蓑麻、穿孝服、守靈堂、做法事等一切按照孝道儀式，俱不能免。而陳獨秀認為不必拘泥于這些在自己看來純屬迷信活動的繁文縟節，只需簡單履行一些喪儀，他說：“在生不肖者，即使讀了十八章孝經，又有何益？”

陳獨秀的話，惹惱了性子急躁的大姐。在大姐一番“不孝”之詞的搶白之后，又經過仲純等一些朋友的勸解、說服，陳獨秀只好順從了大姐的意見。

這件事可謂是陳獨秀生活中的第一次違心之舉，而以往的他則是說一不二、獨行其是的家長作風。從中也可以看出他與謝氏之母子深情。

大姐對于陳獨秀的“不孝”之責備，其實也是氣頭上的話。她清楚地知道，在養母臨終前很長一段時間，每頓飯都是陳獨秀親手盛好，親自送到養母手中。至于端水和拿藥等事，陳獨秀伺候的細致和周到也不亞于妻子蘭珍。

在隆重進行的喪禮中，陳獨秀身著麻衣，雙腿曲跪靈前，淚流滿面地焚燒著一大疊紙錢。有誰能知道他此刻極其復雜的心情呢？

移居石墻院

謝氏逝世以后，兒子松年一家人遷居到了學校。多了寬余的屋子和少了家務事的牽扯，陳獨秀的心平靜了一些，打算著手整理在獄中的文字學著述，并間或寫些時事評論的政治文章。自然，與朋友們的書信往來是不能少也不能斷的，他渴望著了解戰事與時局的發展和變化。

可是，好景不長。7月的一天，為鄧太太的一通指桑罵槐的刻薄話，潘蘭珍在臥室內整整飲泣了半天。待陳獨秀一再追問，方知系鄧太太指責他們是“寄生蟲”之故。顯然，如此難堪的處境是無法呆下去了。經過陳獨秀言辭懇切的堅決請求，鄧仲純只好答應了陳獨秀的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