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封面上寫道：“CHINA，LOOKING BEYOND MAO”，文章對此做出了回應：“朝前看看毛澤東身后年代的中國，周恩來聲言到本世紀末，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完成現代化建設之時，使他的國家‘立足于世界國家的前列’。”這是周恩來第二次重新提出“四個現代化”。《時代》記者一邊預言“盡管有創造性的黨主席毛澤東還高高在上，70年代卻已成為周恩來時代了”。

《時代》對周恩來的六次注目只不過反映了周恩來偉大一生的六個片段，去掉《時代》記者觀察中國的美國顏色，可以看到周恩來殫精竭慮、嘔心瀝血、智慧超群、縱橫捭闔，為新中國的成長和壯大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同時，美國媒體自命“第四權力”，報道力求客觀公正，《時代》記者的專業水準也很高，眼光犀利，見解獨到，但其立場并不是“世界主義”的，而是“國家主義”的。在1972年以前，《時代》記者以“敵對”的眼光去打量周恩來，其報道不乏偏見甚至歪曲；1972年以后，中美雖然還沒有成為“朋友”，但已經不是“敵人”，《時代》記者對周恩來的報道就趨于客觀和公正了。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透過《時代》的“西洋鏡”，我們看到了一個別人眼里的周恩來和當時的中國。（許述 夏言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