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蔣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記，我們當然不應該完全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但是，由于日記本身帶有記述親身經歷的性質，比一般回憶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國共兩黨長期處于敵對的狀態，蔣介石生前甚至沒有透露在西安事變中見過周恩來；所以，周恩來在12月25日釋放蔣介石一事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最終促成，蔣介石和宋子文不可能在日記中對此有所虛構或美化。而且，蔣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記，基本可以互相印證。因此，這兩份日記所披露的這些材料，具有很高的真實性。

對幾個問題的重新審視

在釋放蔣介石的過程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重新審視。

1.如何看待張學良所說的周恩來到西安后儼然成為了“謀主”？

1936年12月25日早晨，張學良在回答部下的勸阻時說：“周恩來是同意放蔣的，只是楊虎城還猶疑不決，我就去說服虎城”。(《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頁。)這說明張學良在12月25日上午還在設法說服楊虎城，而周恩來則是同意釋放蔣介石的，但材料中沒有具體說明周恩來是否同意當天就釋放蔣介石。張學良本人后來在《西安事變懺悔錄》中提到：他捉住蔣介石后，電請周恩來到西安，而“周到此時，儼然為西安之謀主矣”；并且“因蔣公離陜問題，良同楊虎城發生歧見”，“在此爭論上，良言語急躁，幾乎同楊決裂；乃系由周恩來在座解圍，勸良小加休息，容他們會議商討商討，被周將楊說服”。這也證實是周恩來說服楊虎城同意釋放蔣介石的，而且周恩來既然是“謀主”，對于釋放蔣介石這么重大的問題，張學良理應告訴周恩來。

2.如何看待楊虎城陪送蔣介石去機場？

在張學良釋放蔣介石的當晚，楊虎城曾對部下說：“這樣匆匆忙忙地放蔣，張先生事前并沒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蔣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為張縱然不對我說，一定會對周恩來先生說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見面的時候，周先生說他事前也毫無所聞”。“我不是不同意放蔣，但不能就這樣放啊，沒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這還有什么三位一體！”(《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67頁。)可見，楊虎城在陪送蔣介石到機場時，以為張學良已向周恩來說明了，得到了周恩來的同意，從而沒有反對。他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至少是他認為周恩來很可能是同意當天釋放蔣介石的，甚至還有可能同意張學良親送蔣介石。這應該與周恩來對他的說服工作有關。而且，如果沒有對周恩來說服工作的充分了解，沒有對楊虎城會同意蔣介石當天就走的基本把握，一度計劃單獨釋放蔣介石的張學良，應該是不會貿然拉著楊虎城一起送蔣介石去機場的。另外，楊虎城認為“不能就這樣放”，其中的含義是不明確的，可能是“不能當天就放”，可能是“不能無保證地放”，也可能是“不能讓張學良親自陪送”。楊虎城的判斷具體是哪兒失誤了？西安事變的親歷者申伯純認為：“楊本不同意無保證的放蔣，更不同意張親送，但他一向尊重張學良，又不知道周恩來是否同意張親送蔣走的事，當著蔣介石的面又不好爭執，只得和張一起去飛機場送蔣介石。”(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