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這些有關資料和臺灣所披露的兩份日記是相互契合的，只是我們長期以來忽視了其中的線索。

事后我黨對釋放蔣介石問題的態度

既然歷史如此，為何長期沒有為人所知？這與我黨對釋放蔣介石問題的事后態度有著很大的關系。

12月25日當天，周恩來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就認為：“故蔣走張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毛澤東也在當天的一封電報中指出：“昨晚電恩來，待先決條件履行及局勢發展到蔣出后不再動搖才釋放。但他們今日已經釋放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宋美齡今日同機飛洛。依情勢看，放蔣是有利的，是否達成有利，當待證實后告。”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還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指出：“因形勢急迫，沒有待到履行停戰撤兵之先決條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釋放蔣介石，張學良送之至洛陽。蔣抵洛后當夜已下令撤兵。”1956年，周恩來還指出：“捉蔣以后再殺是困難的，因為那時就全中國的局勢說，殺蔣不如放蔣有利，至于早放晚放關系不大，晚放也可能出別的枝節。”

更饒有趣味的是，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從洛陽回到南京，發表了《對張楊的訓詞》，誣稱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因“反動派煽惑”和自己防范不周，而其解決是因張、楊在自己的“感召”下“勇于改過”。對此，毛澤東于12月28日發表《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加以駁斥，公布了蔣介石在西安答應實行的六項條件，指出蔣是“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并特別指出：“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言下之意，不辯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