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安事變期間，對于我黨與西安事變關系的問題，我們就很注意把握宣傳分寸。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宣傳方針問題，專門發出指示：“西安事變系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內部問題，本黨絕未參與”，“蔣之釋放，張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對此案之處理，本黨也認為是南京內部的問題”。即使在成為執政黨之后，對于西安事變的宣傳仍很慎重。1986年3月，中央宣傳部還特別發出《關于慎重發表有關西安事變材料的通知》，指出：“發表有關西安事變的材料應該非常慎重，要考慮政治后果，要有利于同志間的團結，有利于促進祖國早日統一，有利于張學良將軍的安全。對于有爭議的人和事，一般暫不涉及；對于涉及重要機密的史料，一定要嚴格注意內外有別，嚴防授人口實，授敵以柄。”可見，為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張學良的安全等，我們長期以來對西安事變的宣傳有所保留。出于這樣的考慮，沒有論述周恩來在12月25日釋放蔣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回避周恩來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張學良，有利于張學良的安全；同時還可以維持蔣介石“體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變是國民黨的內部問題。

依據前文的歷史資料，我們可以得知：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并不是臨時的決定，他曾有過單獨釋放蔣介石的計劃，后來在周恩來和蔣介石會談成功后，得到周恩來的同意和幫助，才釋放了蔣介石；周恩來對張學良釋放蔣介石是知情的，并提供了關鍵性幫助，說服了楊虎城，但對張學良親送蔣介石是不知情的，得知消息后趕往機場勸阻為時已晚。

現在，張學良、宋美齡等處理西安事變的當事人都已逝世，國共兩黨也因祖國統一的重任而關系大為改善，進行了一系列的溝通協作，如實研究西安事變，弘揚這種為國家利益而放棄黨派紛爭、不計前嫌的精神，無疑是有裨益的。

(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