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9年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重新恢復民族委員會到1993年，阿沛老兼任了第五、第六和第七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參與領導了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制定。在1984年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阿沛老向大會作了關于民族區域自治法草案的說明。這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以后，阿沛老多次帶隊深入到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調查研究，提出了很多具體意見，在協助自治區制定自治條例的工作上傾注了大量心力。他還多次深入各個藏區和全國各地調研考察，為協助黨和政府全面落實民族宗教政策，促進西藏的繁榮發展和人民幸福，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傾注了大量心血。阿沛老為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施和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嘔心瀝血，耄耋之年仍奮斗不息。記得上世紀90年代，在江澤民同志主持的一次會議上，80多歲高齡的阿沛老親自準備發言稿，對如何加快制定自治區自治條例等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令人十分敬佩。

西藏社會發展進步的杰出貢獻者

阿沛老在擔任西藏自治區領導期間，始終積極謀劃西藏經濟發展，關心農牧民群眾的生活改善。1957年，他積極向西藏上層人士講解中央“六年不改”的方針政策，親自到拉薩“七一”農場勞動。1961年，同十世班禪大師一起到山南農村了解民主改革情況，1965年深入到八宿縣農村，同農牧民群眾深入交談，了解生產生活情況，與王其梅一起參加達孜縣幫堆水泵站落成剪彩，與帕巴拉·格列朗杰一起視察建設中的拉薩河大橋。

1965至1979年，阿沛老擔任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人民政府）主席，其間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使憲法和法律遭到踐踏，西藏工作也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受到嚴重破壞，他本人也曾受到過沖擊。在困難的境遇中，他始終以國家利益為重，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堅定地相信黨，相信人民，排除干擾，竭盡全力做好工作，采取多種措施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群眾生活。1975年我調到自治區工作，曾多次陪同阿沛老到基層視察。僅1975年，就曾分別到當雄縣納木錯湖畔和日喀則考察，參加林周縣虎頭山水庫竣工慶典，視察林芝毛紡廠、東嘎煤礦、解放軍115醫院和西藏民族學院林芝分院等地，他每到一處，細心體察當地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協調解決他們的疾苦。80年代中，我還曾陪同阿沛老和帕巴拉主席一起到山南、日喀則等地考察、指導工作。印象比較深的是1987年，年近80高齡的阿沛老和帕巴拉·格列朗杰主席還深入那曲地區海拔4500多米的藏北牧區視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