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檢察機關的偵查權及其優先地位問題幾經變遷。建國之初，我國法律曾賦予檢察機關“對刑事案件實行偵查、提起公訴”的一般偵查權，實質意義上的偵查優先權自然也包含其中。1979年刑訴法規定“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瀆職罪以及人民檢察院認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刑事案件，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和決定是否提起公訴”，在明確檢察機關主要偵查管轄職務犯罪的同時，也授予其廣泛的機動偵查權。但1996年刑訴法修改后，檢察機關偵查權大大削弱。比如，從與公安機關的職能管轄關系看，一是檢察機關職能管轄范圍固化，對與職務犯罪相關聯的普通犯罪管轄權被取消，在偵查職務犯罪中涉及公安管轄的刑事案件一般應當移送公安機關。二是檢察機關的機動偵查權受到多重限制，對象限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案件限制為利用職權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程序限定為省級以上檢察院決定。這導致實踐中機動偵查權幾乎難以啟動。另如，從檢察機關與紀檢監察機關之間的辦案關系來看，當前許多職務犯罪往往由紀檢監察機關最先接觸并處理，但紀檢監察機關的特殊性又決定了其工作單靠自身并不能獲得法治意義上的處理，涉罪案件仍須經由司法才能追究法律責任。對此，中央紀檢監察機關及最高司法機關雖然很早就明確了涉罪案件應當“移送司法”原則，但實踐中的情況往往比較具體和復雜。如黨政違紀行為的涉罪判斷權以及何時才“發現”涉嫌犯罪的決定權掌握在紀檢監察機關手中，這就容易在何時移送、是否移送上產生不確定性，從而難免影響犯罪追究。因此從現行立法和工作體制的實際情形看，我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必要的優先地位實質上并沒有得到確認和保障。

新形勢下我國檢察機關應當擁有比較完善的職務犯罪偵查優先權，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從反腐敗和依法治國方略的長遠需要來看，積極推進職務犯罪治理法治化是時代趨勢，而這一過程中專職司法機關的作用不可替代。賦予專職司法機關相對完善的偵查權并充分發揮其作用，有利于在保持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凸顯職務犯罪查處和預防效果，有效促進社會和諧和增強我國反腐敗事業公信力。從與紀檢監察機關辦案的關系看，作為專職司法機關，檢察機關偵查行為具有程序化和規范化特征，其及時介入和參與，有利于補強案件查處的法治效果，并減輕來自社會輿論的某些爭議壓力。從與公安機關的辦案關系看，檢察機關根據需要而直接偵查與職務犯罪有關聯的某些普通犯罪，既能減輕公安機關的辦案壓力，也有利于及時查處隱藏的職務犯罪，從而有效應對當前職務犯罪隱蔽性、交織性的復雜情況。從保護公民權利方面看，檢察機關及時介入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涉罪職務案件，使其不必過于依賴“雙規”、“兩指”，既可以避免“雙規”、“兩指”是否應當折抵刑期的爭議，也可以用國家賠償制度為當事人提供一個合法救濟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