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為一名黨的理論工作者，總是有一種來自內心的使命感——明道以振興中華。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克服種種負面的影響，使我國經濟更好地轉入到科學發展的軌道，在過去的十二個月里，我一次又一次發聲：

——“ 只有對我們黨的決策充滿信心，才能對我們的事業及其發展前途充滿信心”，“ 我們有信心應對并戰勝未來的挑戰和考驗，這種信心不是盲目的”；

——“ 樹立‘消費也是生產’的科學觀念”，“ 實現消費拉動，必須調整分配結構”；

——“ 一是要與時俱進，緊跟時代發展的進步潮流”，“二是要量力而行，堅持求真務實”，“還是慎提‘中國模式’為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與愛國主義相聯系、相統一的科學社會主義”，“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所弘揚的愛國主義，是以‘振興中華，趕上時代’為使命的愛國主義”。

諸如此類發聲，都是為了“堅定信心，迎難而上，萬眾一心，共克時艱”。

（四）

當我們一腳踏進2010年的時候，我們有理由對我國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我們更應該清醒地看到國際金融危機并沒有終止，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也還沒有解決；制定“十二五”規劃已經提上日程，建設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和和諧的社會環境更為迫切。

我盡管提出“慎提‘中國模式’”，但我同時認為進一步完善中國各方面的體制已經刻不容緩。鄧小平希望我們的改革開放，到2020年時，各方面的體制能夠定型。面對這樣的目標，應該講，歷史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們應該像2009年“堅定信心，迎難而上，萬眾一心，共克時艱”那樣，不停滯，不搖擺，不倒退，不改向，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堅定不移地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向前推進，堅定不移地在不斷創新中完善我們的經濟體制和其它各方面體制。因此，理論工作者依然任重道遠。

至于我自己，要想清閑一些看來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