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關于歷史的身外就不是一句濃縮性或概括性的論述。

但當時我并不知道歷史的身外，自己的過去和人類歷史的合體之間終成一線的敘述其間的主人公該用什么樣的我——是那時坐在墻外南來北往的車聲和墻內跡近荒園的靜滯中的我；還是要移植其他人的故事，東借一頂帽、西借一雙鞋，南借頭、北借身的我，因為這樣的“我”似乎可以更有說服力，更有增加許許多多故事的可容性空間。那時的我認為前者易于行文，但苦于成文。易于，無非是自己的過去，打開記憶的閘門，一瀉千里；苦于，自己的過去畢竟涉及現世的人和事，而且回憶林林總總、充斥坊間，何以附會此肉身、棄彼肉身而不顧，修行自是不夠。后者可以行文，但不易成文?？梢?，完全是一個藝術化的角色，小說家可以橫耙豎犁；不易，這樣的角色要闡述歷史的身外之義，恐不是小說家之所能為。而那時的我，既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小說家，自然頗費躊躇。

這是一道難題，同許多人一樣，我的歷史的身外，一直沒有寫出。

而多年以后，那些日常生活的片段開始浮現在黃仁宇的腦海中，有了意義，有了它們在歷史中的位置，他本人也才不至于歧路彷徨，無處容身。與其說是他的大歷史給了他托庇之所，不如說是其歷史的身外光耀了他的門庭。黃仁宇恪守“苦于”與“易于”情結，展示了其歷史之身外，但某些方面又由于受其大歷史之累，歷史身外之義險些沒入濫爭的大歷史敘事的泥淖中。為何時人可以獨叼黃仁宇的大歷史觀而猶嚶嚶不得其聲，蓋因黃的大歷史敘事用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我”。在這樣的歷史之身外面前，夫復何言！想那歷史之身外的作者莫不均是獨步之人，我們除了欣賞生命的華章燦爛地開放外，還有什么多余的話！

黃仁宇又用了個非藝術化的“我”來敘事，這就由不得時人會產生欲說還休的矛盾心理：大歷史敘事是學術共同體切磋的話題，而黃仁宇個人之緊張又何嘗是可以際會的畛域，何況除了大歷史的敘說之外又有個人生命歷程的黃河青山寧靜以致遠，歷史之身外哪里容易拆解得開，怨不得時人盡管可就大歷史的細節商榷良多，卻仍不釋其昧？既然如此，我們何不樂得做個賞花人！倘若難以釋懷，也可自呈生命的華章，寫那歷史的身外。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