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方回的《乳虎行》，描寫了獵虎者“生擒二彪”，“食肉寢皮”，所謂“壯士揮戈血鮮滴”之后，母虎為乳虎哀痛的情形：“滴血滿地遺腥臊，頑囂昏暮來咆哮。舐沙嚙土擦樹木，如哭如泣空哀號。”字里行間透露著詩人的同情，似乎隨著所謂“血鮮滴”悄然簌落，濡染了讀者的情感。《史綱評要》一書“何必食肉寢皮”這樣具有新鮮見解的議論，在當時思想動蕩的年代是難能可貴的，在中國生態觀念史的遺存中，也是閃耀理智和文明之光的亮點的。

清代學者錢大昕的《十駕齋養心錄》卷下有“雞鴨諫議”條，說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宋高宗頒布詔書，禁止在陰雨成災時屠殺動物祈禱放晴，禁屠的動物中甚至包括雞鴨。右諫議大夫借此稱頌皇帝的德政。中書舍人胡寅笑道：雞鴨的事，難道也是諫議大夫主管的嗎？聽說女真統兵將領有稱“龍虎大王”的，下次北軍南犯，就讓“雞鴨諫議”去抵擋“龍虎大王”好了。胡寅的嘲笑是有道理的。動物保護對象竟然至于雞鴨，確實有擴大化的傾向。然而“雞鴨諫議”的故事，則又說明動物保護觀念的確是和儒學講求仁政德治的正統意識相互契合的。宋高宗要求對雞鴨進行保護，并沒有科學意識的背景，只是出于“仁”、“德”宣傳，并把這種仁德推及雞鴨身上，于是胡寅以殘酷的民族戰爭為反襯，給予委婉的譏諷。

“究天人之際”

關注天人關系的觀念在中國古代社會有廣泛深刻的影響。司馬遷在創作《史記》時曾表示要將“究天人之際”作為自己畢生的文化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究天人之際”作為一種科學目標而為人文學者所看重，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精神的一大特點。

漢初名臣晁錯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書中發表了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意見。其中說道：讓德政普及，使得天上的飛鳥，地下的水蟲草木等都為其蒙被，然后才能使得“陰陽調”，“風雨時”，維持良好的生態秩序。這種試圖以人為因素影響“天”的意志的主張，其實體現了比較開明的生態意識。漢宣帝時，御史大夫魏相上書引述《明堂月令》的內容，主張順應陰陽四時執政。他說：執政者的行為“奉順陰陽”，則“風雨時節，寒暑調和”，“災害不生”，五谷豐登。所謂“風雨時節”，是漢代民間對理想生態的習慣表達形式。漢代銅鏡銘文中常見“風雨時節五谷熟”、“風雨常節五谷熟”、“風雨時節五谷成”等文句，都表達了同樣的社會愿望。中國古代生態保護意識較早成熟，正與農耕生活對自然生態條件的高度依賴有關。這種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本身就是具有科學意義的。而中國早期的農學和醫學，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得以發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