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詹姆斯·佩特拉斯看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根本不是什么新鮮事”，“不過是一切舊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延伸與繼續。如果它有什么新奇之處，那就只是這種舊關系的‘再繼續’與‘再擴大’。”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伊藤誠也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許多經濟理念尤其是它關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體制不相容”的觀點，是一種陳腐的傳統經濟理念。在他看來，中國“構建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制度”的成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關于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原因，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茨著重從資本主義競爭結構變遷的角度作了分析。他認為，全球化進程所致的世界資本主義競爭結構的改變是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興起的最重要原因。他指出，在全球化進程加劇了大公司大銀行競爭壓力的情況下，雖然管制主義從長遠看更能有效促進資本積累，更符合大企業的長遠利益，但它們卻更急功近利，更傾向于支持任何減輕稅負、放松管制等使其能夠與全球對手進行有效競爭的措施。在他看來，正是因為大企業大公司不再支持國家干預并轉向新自由主義，才使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治經濟政策大行其道。此外，他還把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運動的削弱、國家社會主義的消亡和資本主義長期以來未爆發大規模經濟危機視作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三個重要促進因素。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則從理論宣傳的角度闡明了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原因。他認為，關于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如今之所以變得如此耳熟能詳，是因為這里面有一場廣泛的思想灌輸工作。一些記者或普通國民是消極地參與其中，而一定數量的知識分子積極參與了這項工作。這種曠日持久、潛移默化的強加，通過浸滲，制造了一種真正的信仰。他指出，有越來越多的相關研究著作表明，在英國和法國，知識分子、記者和商人聯手進行了一項持久的工作，將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強行確立為天經地義。因此，在他看來，這種人為炮制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實質，無非是“把所有時代、所有國家最經典的保守主義思想假設，罩上經濟理性的外衣。”詹姆斯·佩特拉斯也認為，在全球范圍內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作為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經濟戰略的根源，是國家權力支持的意識形態項目的結果，不是市場的自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