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后推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式改革的俄羅斯的情況又怎樣呢？用奧列格·鮑爾莫洛夫的話說，其結果就是國家“喪失了以往的經濟實力，國民生產總值甚至落到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亞之后，為中國的一半，美國的1/10”。“公眾還面臨以往聞所未聞的另一種災難：大量失業。強迫雇員休假即隱形失業，也相當普遍。此外，不斷加劇的分配不均和持續降低的國內生產總值使公眾沮喪，社會不滿與日俱增。”

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情況如何呢？日本的伊藤誠教授指出，日本20多年實踐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就是20世紀的90年代成為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一直持續到21世紀日本經濟的急遽惡化（多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跌至1%，甚至有幾年為負增長），就是“國家財政危機的負擔不斷轉移到普通工人的肩膀上”，就是“工人以及其他弱勢群體的經濟生活的日益惡化和不穩定”，就是“對勞工保護的法律普遍放松”等等。德國人民的情況也并不好些。在“提高效益是應該的”口號下，德國擁抱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是“不人道的社會螺旋型下降”，即人數眾多的低收入階層的社會福利費用的大幅削減，是經濟增長和富裕的德國在20世紀末“真實的”失業率相當于20%。

關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什么不能促進世界經濟長期而穩定的增長，大衛·科茨列舉了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從長期看，由于新自由主義制度具有降低實際工資和公共開支的明顯傾向，它導致了總需求不足這一問題。其次，新自由主義模式放棄了國家反經濟周期的財政和稅收政策，由于縮減社會福利計劃和放寬了對金融部門的公共管制，因此它在宏觀層面上造成了不穩定，并使該體系容易受到大的金融危機和蕭條的沖擊。第三，新自由主義模式加劇了階級沖突，可能會打擊資本家的投資積極性。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給人類大多數的災難性后果，使世界人民日益看清了新自由主義理論推行者們的偽善。針對“華盛頓共識”關于“重啟各國經濟增長和擺脫全球利潤停滯”這一許諾，沃勒斯坦是這樣揭露其偽善性的：“工業企業的利潤停滯在世界范圍內繼續存在。各地股票市場的急劇走高不是建立在生產性利潤上，而主要建立在投機性金融操縱上。世界范圍和各國國內的收入分配都變得非常偏斜——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別是1%的頂層，其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世界人口中其他人群的實際收入大多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