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傳記，是中國歷史記敘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我本人的人物研究，是從編寫人物年譜開始的。魯迅在《且介亭雜文》的序言中曾說：“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這話對我也頗有啟發。于是，我決定用年譜的體裁，把有關聞一多的資料匯集起來，這就是1994年出版的《聞一多年譜長編》。

我做《聞一多年譜長編》的本意，原是希望通過相對徹底地收集與公布當時所能得的與聞一多有關的原始材料，讓有興趣從事聞一多研究的學者，能夠節省尋找資料的時間。但是，讓我沒有料到的是，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哲學系邀請校內外40余位專家學者評選向研究生推薦的閱讀書目時，《聞一多年譜長編》經過無記名投票，忝列選讀書目之一（此次共評選出古今中外必讀和選讀書目各30種）。2004年，何柄棣先生在其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書中說：“目前這部1100頁、85萬字的《聞一多年譜長編》，規模之大，內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譜專類以來所未有”。這些評價和榮譽，對我個人來說自然值得寬慰。但我心里很清楚，《聞一多年譜長編》能夠受到歡迎，主要在于它重現了相當數量的珍貴史料。

文本資料的重要性是人所皆知的，不過，文本記錄畢竟寫的都是比較重要的事情，至于人物活動的一些細節，則需要通過人物采訪，才能使之個性化、具體化。

我在人物采訪中，也走過一些彎路。開始，我采訪一些知情者時，提出的問題都比較宏觀，結果他們回答的也較籠統，效果并不理想。后來，我試著提出一些具體問題，這就很容易引起他們的回憶，而且回憶這些事時，還往往聯想到一些提問外的往事。比如，我第一次采訪冰心時，她講的事其實在她的回憶文章中已經寫到了。第二次，我提出一件具體小事，一下子就把她的記憶打開了。這件事是因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中提到的一件事。1924年底，聞一多與一些留學生在紐約演出了英文中國古裝劇《楊貴妃》，引起轟動。在哈佛大學的梁實秋、顧毓琇等，受到啟發，于1925年在波士頓也演出了英文中國古裝劇《琵琶記》。那次演出，他們曾寫信給聞一多，請他前往幫助繪制布景和演員化妝，聞一多回信說他有事去不了。這封信是寫給梁實秋的，因此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中，根據這封信說聞一多當時沒有到波士頓。但是，冰心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說聞一多去波士頓了，我便問聞一多到底去沒去。冰心說，怎么沒去呢，我臉上的色彩就是他給我涂的。冰心的回憶，糾正了梁實秋書中的記錄，還原了這段小事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