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參與：階層、階級意識提高還是經濟利益上的計較

由于多數商會史論者將商會成立視為中國資產階級形成(或者由“自在”轉向“自為”) 的標志，所以對其政治參與活動異常關心。目前對商會政治參與的考察多停留于清末至1929 年之間。主要討論內容則是商會在歷次國內政潮與民族主義運動中的表現，近年亦有學者開始討論商會調和黨爭等方面的活動。

對清末民初商會政治參與的評價，在許多論者的筆下呈“依附—離異—回歸”的動態變化。學者認為：商會成立后，資產階級在其領導下開始有“整體”政治參與活動，辛亥革命之際，一些商會依附革命，但到“二次革命”，則出現“政治大滑坡”，或政治上的“重大失誤”。然袁世凱稱帝前后，商會多有反對的聲音，到1920年代，商會更有許多激烈的政治表現，甚至開始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轉化。究其原因，積極表現多歸之于階級意識或覺悟的提高，而消極表現則歸之于階級性格的軟弱與經濟利益上的計較。

但是胡光明對北洋時期天津商會的研究，卻似乎不能得出類似的結論，相反自1920年后，商會在政治上便日益消沉。張桓忠雖然承認1920 年代中期，上海總商會對政治表現出“高度的參與意圖”，但他并不認為商人有政治理想，而是反映出商人面對動蕩時局的無奈。馮筱才進一步提出“近世中國商會的常態與變態”的解釋模式，即把維持穩定的商業制度，保護商業經營秩序，充當官商交通的媒介等商會從事的事業，稱之為“常態”，而將商會短暫的政治參與，為避免戰事而發起的和平運動，以及對戰爭的應付舉措等均劃入“變態”的范圍。變態的行為多由時勢所推動，但在事寢后商會仍回歸本位。

邱捷通過對粵省商團的考察，亦認為民初廣州商人的思想意識與經濟水平均較晚清沒有多少變化。故他懷疑“以往我們也許夸大了清末民初廣州商人資產階級化的程度”。而更多的論者則強調商會政治參與行為背后的經濟及社會性動機。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