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8年的春天，嗡嗡顫顫的蜂鳴回響在成都郊外的油菜田里，此時，黃仁宇正同他中央軍校的同學們一起在操練立正或稍息，多年以后他還記起這個場景，它讓人忘掉一切，只感念時間的永恒。此時“大歷史”還沒有進入他的視野。

公元1997年8月27日的傍晚，我坐在南京東郊麒麟門山腳下一排平房的空地上，正欲讀一本書。若有所思之間，過去無法收攏合口的串串片段突然匯成一線。當時我在山腳下的一所職業中學任教。開學在即，校園荒蕪了一個夏季。后山上的草繁盛茂密，將往日所見的裸石坡面完全遮住了。山腳下、宿舍前是繁忙而擾人的寧杭公路。離此不遠，還有一條黃金陸道——滬寧高速公路，剛剛通車。好像所有往東南去的通道都在這兒匯集并在此突破，朝向一個更加開放和渺遠的空間。這個場景是那樣地熟悉。

“那是在1764年10月15日，羅馬，我坐在坎皮托的廢墟間沉思，當赤足的修道士在朱庇特主神大殿內晚禱時，我開始有了想寫這個城市衰亡之念。”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坐在古羅馬城的遺址間，聽著修道士的晚禱，突然有些感念這個曾經繁華競逐的大帝國的過去；我坐在圍墻外南來北往的轟隆隆的車聲和墻內跡近荒園的靜滯中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過往和人類的過去，準備寫二者的合體——歷史的身外——大歷史退去，個人尤在幕前。

顯然，歷史的身外一貫如此。

另一位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也曾就此追問：“為何我是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一個哲學家或物理學家？”并非歷史學家有究底癖，他在追問他的歷史觀，因為他從小接觸的是希臘—羅馬古典世界。這個世界的盛衰榮辱、滄海桑田在他的不斷追問中化為一個單位文明，從生到死。也許只有他才能勾兌好這些單位文明與他自己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