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位“太史公說”，尤為慘烈。“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直截了當，聊慰斯人。“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仆竊不遜……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終成其“大歷史”。一部《史記》無法湮沒司馬遷豪逸和屈辱的詩情，他鮮活了別人也沒有失去自己，他的“大歷史”何以能給當世深遠的震撼，摧毀世人乖僻的心理角落，催發時人對自身和社會的思考，感念他獨舔失落的心靈，將心比心？費孝通在其“逝者如斯”的大學講演中提到盡管史書上連太史公的卒年都記焉不詳，但他的生命卻早已化入了歷史，而歷史又無終結之時，《史記》所述，正是那“生生不息，難言止境，永不落幕的人世”。太史公的歷史是大我的歷史，他以這個大我的歷史不斷地追問“史記”，追問世事何以迫人之至此，生命的華章為何寂寞地開放，拷問別人、拷問自己，沒有放過人們突破人世羅網的任何細節，為自己辯解，說服自己，直到大我的歷史完全能與人類的過去——大歷史契合無間。與其說《史記》、《歷史研究》、《羅馬帝國衰亡史》、“黃仁宇作品系列”等是“大歷史”，不如說它們更是歷史的身外。

我們的史家在有意識地穿行于自己與歷史之間尚屬朦朧狀態。自己的過去只能有助于他們去完成自己的“作業”，卻不能有效陳言“作業”本身。《黃河青山》寧靜致遠，也許在續浮云游子意、似水流年情，然黃仁宇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孤往中就這樣不斷地追問，不斷地為自己辯解，成就了兩者。歷史的身外無非是主要穿行于自己的過去這條主線，有效陳言歷史本身。自己的過去與人類的歷史如出一轍；在自己的過往歷程中，可以找到人類歷史的影子。人們也可以說，在每一個人的過去歷程中，都可以找到人類歷史的影子？人類的歷史還有無數個這樣的你我他。穿行于自己的過去和人類歷史的合體，找到人類過去的答案自然因人而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