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研究的一個熱點和難點課題，其研究成果不斷創新。尤其是近十年來，一批有影響力的學術論著相繼發表，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主要表現在對《宣言》出版和傳播的研究，對其文本的解讀、意義的闡釋，以及對《宣言》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代成果的關系的論述等方面。

1.關于《宣言》出版時間的考證

中國人民大學的高放教授通過長期的跟蹤考證，以大量確鑿的史實論述了《宣言》出版的精確日期。他認為，只憑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述，無法解決《宣言》的確切出版日期問題，只有通過知情人的記敘和有關證實資料，才能弄清真相。他最終確定2月24日為《宣言》出版日，并對《宣言》出版時間的另外幾種說法（如劉師培的2月下旬說、朱執信的2月10日說、前蘇聯的2月27日說等等）進行了辯駁。德國學者沃爾夫岡·麥澤爾從印刷史的角度考證了《宣言》的出版時間，印證了高放教授的觀點。

2.關于《宣言》第一個中譯本（陳望道翻譯）的藍本問題

日本專門從事中共創立史研究的專家石川禎浩基本解決了這個難題。他認為，陳譯本基本上是依據日文藍本進行翻譯的，很難找到他參照了陳獨秀提供的英文版的痕跡。陳望道所依據的原文是《社會主義研究》創刊號所刊載的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合譯的《宣言》，只是在譯語的采用上沒有固守《社會主義研究》創刊號上的譯語，而是對一些詞句作了修改，采用了當時通行的語言。觀泉贊同石川的說法，并引用了1920年9月30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沈玄廬所寫的一篇啟示予以說明。

3．關于《宣言》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問題

張紅蘭對《宣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梳理、研究，指出《宣言》的片段文字最早傳入中國是在1899年。此后，隨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民族危機的加深，中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向國內介紹《宣言》的思想。王列平系統梳理了《宣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過程，分三大塊：一是資產階級革命派與《宣言》的早期傳播；二是五四運動推動了《宣言》的翻譯傳播；三是《宣言》全譯本的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