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不否認儒家有“尊君”傳統，也不否認秦漢以后的儒家有為君主專制政體服務的一面。然而，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孔孟時代封邦建國式的宗法制君主制度與秦漢以后的大一統君主專制制度是很不一樣的，孔孟的互動式尊君與秦漢以后的“三綱”式尊君也是大不相同的。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的是各守其職，而非主仆關系，其所謂君臣關系是符合禮義的互動互敬關系，所以孔子有“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說，孟子有“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樣的名言。他們要尊的君，是有道之君，不是隨心所欲對臣民“生殺予奪”的無道昏君。如果君王無道、違禮，孔子的態度是“不可則止”、“不合則去”，孟子的態度是可以“革命”、可以“殺一獨夫”。這樣的“尊君”，能說是專制主義嗎？

其次，“尊君親上”、“尊君親親”只是儒家“序君臣上下之禮”的一個方面，并不是儒家經典的核心命題。儒家思想最核心的觀念是道德之“仁”，最核心的命題是“仁者人也”、“仁者愛人”，其“尊尊親親”之“禮”是道德之“仁”的外在表現，他們的關系是“仁本而禮用”，而不是“禮尊而仁輔”。

其三，關于儒家民本思想的性質，張文在肯定劉氏“陰陽組合結構”論的同時，聲稱自己“注重分析思想體系和命題組合”，結果發現了“尊君——罪君”的理論結構普遍存在，而“民貴君輕”便是這個理論結構“最精彩的思想命題之一”。接著，張文又以漢、唐、宋、元、明、清等眾多皇帝認同“君為輕”、科舉考試要求通曉“民重君輕”思想為例，來證明“民貴君輕”是“與帝制相匹配”的專制思想命題，并嘲諷所謂“儒家反抗王權，批判專制”的“斷言”。

在這里，一再強調以“求實精神”研究歷史的張先生恰恰違反了歷史辯證法的常識。眾所周知，中國的民本思想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大抵可分為上古三代、春秋戰國、秦漢至明清、明清啟蒙至近現代等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不同的時代又有不同的民本思想類型，甚至同一時代的不同思想家也有不同類型的民本主張。例如，《尚書》主張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民本思想反映了周代統治者從民意體察天意的“以德配天”思想，孔子的“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思想則反映了統治者的愛民、重民思想主張，孟子的“民貴君輕”、“得民心者得天下”思想是一種民意重于君位的仁政思想，董仲舒的“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則是一種天從民意、君權天授的德治主義。歷代專制君王的民本思想則是為鞏固統治而實行的重視民眾力量的戰略與策略。直到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等人提出新民本思想以前，無論宗法制時代還是君主專制時代的民本思想，都是“君以民為本”和“國以民為本”的主張，都具有“尊君愛民”的性質，都還沒有提升到君權來源于民權的思想高度。到了黃宗羲撰著《明夷待訪錄》提出振聾發聵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命題，與黃宗羲同時代的浙江文學家張岱提出“予奪之權，自民主之”，儒家民本思想的性質才起了重要的變化，即認識到權力來源是民而非君，亦非天，生殺予奪大權應當由人民主宰，君無非是民推舉出來為主體之民服務的客體。所以，如果說此前的儒家民本思想是與宗法制、君主制相匹配的主張，那么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的新民本思想即已超越了傳統“君以民為本”思想的藩籬而具有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因素，從而開拓了儒家政治思想從民本走向民主的思路。但劉、張之論對此不加分析或避而不談，而籠而統之地認定儒家民本思想“屬于專制政體范疇”，難道不是對歷史的曲解嗎？

(作者單位：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本刊于2009年12月7日刊登了梁濤先生題為《論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評劉澤華先生王權主義的“國學觀”》的爭鳴文章，同時摘要轉載了劉澤華先生發表于《歷史教學》（高校版）的文章《關于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這兩篇文章引起了廣大讀者的熱議，紛紛來電、來函、來稿，表達意見，參與討論。張分田先生的文章對梁濤先生文章提出了商榷；而吳光先生的文章則是對張分田先生文章的再商榷。這樣安排為的是便于讀者及時、全面地了解爭鳴雙方的觀點。特此說明。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