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否尊君？這原本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且不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將“序君臣父子之禮”視為儒家的特長，只需在《四庫全書》上檢索一下“尊君”或“君尊”，就不難發現“尊君親上”、“尊君親親”是儒家經典的核心命題。儒家對禮儀、禮義、仁義解讀的基本點始終沒有脫離這個命題，“儒家尊君”可謂鐵案如山的判詞。如果儒學與君主制度不相匹配，它有資格成為帝制的國學嗎？

近代以來，由于對儒學現代價值的看法相互對立，于是儒學的本質屬性成了辯論的焦點。圍繞民本思想展開的“反專制”與“專制”之爭最為典型。夸大儒學現代價值的學者反復引述“民惟邦本”、“民貴君輕”、“從道不從君”，聲稱這是“對專制的批判”。他們有意無意地回避儒家經典中將最高權力賦予君主的制度性命題。諸如《論語》記述孔子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引述孔子的“民無二王”，《中庸》引述孔子的“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等等。只要對照一下政治學專業的大本教科書，就不難判定這種制度設計屬于“專制政體”范疇。

這類學者大多有良好的愿望。但是，事實搞錯了，判詞還準確嗎？判詞不準確，宏論還可靠嗎？當今眾多弘揚儒學的文字，不僅少了一點求實精神，也違背了孔子之學的真諦。正是由于這個緣故，他們張揚的“歷史價值”多為不實之論，議論的“當下意義”往往更為虛夸不實，設計的“現代路徑”則實屬歧途。這種做法不利于中華民族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立。

分析理論結構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針對那些故意造成“結構性信息缺失”的現代崇儒者，許多學者分別使用了“陰陽組合結構”、“比翼雙飛”、“和諧統一”、“極吊詭的整體”等提法，旨在形成比較完整的事實陳述，證明儒家的尊君與重民并行不悖，進而在揭示本質的前提下，發掘積極因素。

在借鑒并發揮一批前輩學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礎上，我注重分析思想體系和命題組合，逐一考察個案，以事實證明“尊君——罪君”的理論結構普遍存在。除無君論者外，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無一例外。因此，我稱之為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文化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