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1886—1973），原名萬田，字圣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

抗日戰爭初期張東蓀即開始力倡“中間路線”。1946年5月22日，他在一篇題為《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的演講中，把他的“中間路線”主張第一次較系統地公之于世。他特別強調，要把“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轉，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轉。在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形勢下，使中國得到一個和諧與團結、并由團結得到統一”。這近于天真的想法，當然不可能變成事實。此后，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發動全面內戰，加緊反共。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奮起反擊，從戰略防御到戰略反攻，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節節勝利。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已乏還手之力。張東蓀的信札就寫在這個時候（時任清華大學教授、民盟副主委）。

張東蓀的信是寫給余宗范的復信。余宗范（1906—1995），《輿論》半月刊的發行人兼主編。該刊于1948年9月1日在上海創刊出版。余是九三學社成員，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曾任江蘇淮安分社主委、名譽主委。

從張東蓀復信的內容可以看出，張與余是一對相互信賴、無話不說的朋友。因而信一開頭就向他流露了對蔣介石政權的失望和不滿：“政協未協，猶復奔走寧滬者凡三度，終冀得挽回破裂，乃不幸竟無成。而旅居所費多借自友人，迄今猶有負債。自信對國家、民族，在良心上無愧也。”雖然是賠了旅居費，落個一場空，但他有怨而無悔。繼而，對余信中所言國共“雙方作長期打算”的觀點表示不予認同：“來書謂雙方做長期打算，實則恐是宣傳。”并舉例論證，說明自己的觀點有理有據：“據有人確知，政府軍隊之數量，已小于對方約為二與三之比；且對方補充亦同樣困難，俘虜居百分之九十。似此情形，雙方皆難以持久，加以經濟已近崩潰，此方更不易維持。故長期化之說，殆為主觀愿望，不可輕信也。”應該說，張東蓀對蔣介石政權岌岌可危局面的評述是很有道理的，但對革命力量的認識則未免太一葉障目了。當時的人民解放軍隊伍中，的確有相當數量的原蔣介石軍隊的起義、投誠人員。這些將士投入革命隊伍，迅速壯大了革命陣營的戰斗力，這恰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的正義性和革命力量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強大和持久力。這已經被不久之后蔣介石政權的崩潰和新中國的建立的歷史所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