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先生強調古代社會“政治支配經濟”，王權的影響無所不在——“在時間上是永久的，在空間上是無邊的”，只是在強調王權對社會的籠罩性，他從來沒有說古代社會除了專制主義思想就什么也沒有了。在具體表述中，劉先生用的是“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主流’或‘主旨’是王權主義”這樣的字眼。王權大一統思想當然是要支配一切的——從生產、生活資料到人的情感和欲望，但主觀志向并不等于實際能力，兩者之間當然存在空缺和縫隙。任何統治體系都不可能徹底控制所有人的思想、情感和欲望，這應當是無須論證的常識，所以，用“歷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詩宋詞，有四大名著，有玄學、理學，有一批思想家的涌現”來否定王權的支配性和籠罩性，實在是沒什么道理的。

梁濤先生還以“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只到縣一級，且人數有限，往往只有兩三人，王權以下是地方自治傳統”論證王權對社會的控制是“有限的”，這是把王權政治固有的支配性和中央體制的實際控制能力混為一談。王權主義是一個價值系統，它不僅通過國家機器貫徹自己的意志，還通過種種形式的“教化”把自己的理念播植于人心。大一統的專制王權建構的是一個向心式的有機秩序網絡，有控制力薄弱的邊緣，但不存在一個自主、自治的地方：且不說在歷史上的許多時期建立的嚴密的保甲聯防制度，通過鄉紳將地方牢牢歸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就是在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窮鄉僻壤，也是王權的天然盟軍——父家長權——在實施控制。所謂地方長老，不過是具體而微的國王，他的統治可能是溫情的，但絕對不會是民主的。

至于王權積極的一面，劉先生從來沒有否認過。劉先生的理論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從生產資料的分配入手，落實到授田制與軍功制結合的歷史實際，他分析了專制王權產生、強化的途徑與過程；從“道”、“圣”、“中”、“和”、“君臣”等核心概念和“天王合一與天人合一”、“天下為公與王有天下”、“君本與民本”等陰陽組合命題的解剖入手，分析了傳統政治文化的內涵、要素和結構；從“臣民意識”的培育、“明君清官神話”的產生、“尊君崇圣”理念的貫徹，諫議制度的實行、朋黨政策的調諧等權力機制入手，分析了王權主義政治進行社會控制的手段、方式及其種種表現形態。劉先生的最終結論是，專制王權是傳統社會歷史地形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和資源運作與分配體系；而作為其政治文化之精魂的“王權主義”或者說“君主專制主義”，既是一種社會組織原則，也是社會正義的源泉和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