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的沈德潛標榜“格調”，主張“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沈著有《歸愚詩鈔》，他在《說詩晬語》中反對以吟詠風花雪月為事，在詩風上主張“溫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詩較多頌圣贊德之作。更后的鄭燮，號板橋，一反“神韻”、“格調”之說，主張表現性情，抒寫人民疾苦，他能詩善畫，工書法，世稱“三絕”。他在山東濰縣當知縣時所寫《畫竹》一詩云：“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清代最有成就的詩歌改革家是袁枚，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他是雄視乾隆一代的詩壇巨擘，倡“性靈說”。他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隨園詩話》），反對將詩歌作為單純衛道的工具，主張詩可以抒寫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強調“靈感”的作用。“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為絕妙詞”（《遣興》）。袁枚詩作，確能寫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靈巧，別具風格。如“秋深古跡詩愈健，霜滿黃河浪不驕”（《題壁詩》）。“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夢長”（《苦妾》）。

和袁枚齊名的有蔣士銓、趙翼，都是性靈派詩人。蔣有《忠雅堂詩文集》，其詩“清新蘊藉，皆發諸性情”，如“已知豪氣吞云夢，便買扁舟下岳陽”（《洞庭秋泛》），“前塵事事都難忘，不到傷懷總不知”（《題憶園》），“自喜結根依小草，不隨飛茵墮蒼苔”（《落花》）。趙翼有《甌北詩鈔》，他既是詩人，又是歷史學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記》馳名于世。他曾從軍遠征，跋涉川黔閩粵，又扈從乾隆帝出塞行圍，歌詠蒙古習俗，大漠風情。蔣士銓說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馬之助，以發其奇，興酣落筆，雄偉奇恣，不可遍視”（《甌北集序》）。他寫詩力主創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論詩》），尤為人耳熟能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