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在全球競爭中的應對之道

要謀定而后動，必須認清中國金融業的優勢和劣勢。中國金融業的深層次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規模龐大且處在上升期的實體經濟。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勢頭，二十年后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加上我國金融深化進程還在不斷推進，這將對我國金融業發展提供龐大的市場空間。二是高企的國民儲蓄率。儲蓄率越高，可用于融通的資金量就越大。高儲蓄率也意味著財富的迅速積累和資產管理市場的迅速擴大。此外，由于有較高的儲蓄率，中國的金融體系在處理不良資產時有較大的回旋余地。

中國金融業的劣勢主要體現在：一是市場化水平不高。資金的配置更多的是依靠行政力量，資金不能根據投資的風險和收益水平配置到最有生產效率的方面，金融體系也很難通過創新，滿足市場主體對資金和風險安排的要求。二是缺乏有競爭力的金融企業。大部分國有金融企業帶有準政府機構的傾向，在理念、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都還比較落后，與跨國金融集團相比缺乏核心競爭力。三是在金融游戲規則上受制于人。國際金融市場上，主要的大宗商品定價權、金融產品定價權掌握在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手中，在表面的公平競爭之下，是頂級跨國金融集團對游戲規則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對市場更加嫻熟的掌控。

在分析中國金融業優勢劣勢的基礎上，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全球化時代，中國金融業的希望所在，是通過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市場化進程，依托中國經濟的發展實現騰飛。做到這一點，需要把握好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中國金融業應該集中主要精力服務國內經濟發展，兼顧金融“走出去”。在世界主要跨國金融集團都試圖到中國來淘金的時候，寄希望于國際競爭力不強的中國金融企業到發達國家大展宏圖是不現實的。我國少數中資銀行在外開設分支機構已有多年，到目前也只能做一點華人的生意。況且，中國的經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即便是專注于國內的金融服務，以中國經濟的規模，也完全能夠培養出世界級的金融企業。但這并不是說中國的金融企業不需要走出去，因為隨著我國實體經濟的走出去，需要的金融支持也越來越大，而金融業能夠在境外為本土企業提供服務時積累力量，不斷提升。因此，現階段中國金融業走出去，更多的是將“觸角”伸向國際金融市場以便更好地服務國內市場，而不是滿足國內金融家的擴張或投機愿望。

第二，中國金融業應該集中主要力量進行對內改革和對內開放，兼顧對外開放。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以及中國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力，最終取決于本土金融企業，這一點已經被南美歷次金融危機和最近歐洲的銀行業危機所證明。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把如何提高本土金融企業的競爭力，作為思考中國金融業改革開放政策的出發點。要把對內改革和對內開放放在首要位置，對外開放更多的是為了發揮“鯰魚效應”，使本土金融企業接受跨國金融機構在理念、技術、人才等方面的溢出效應，而不是把擴大開放本身當作目的。

第三，在國內的金融規則制定上，注重與國際接軌，但更要強調“以我為主”。規則制定屬于主權范疇，對金融機構競爭力和金融安全的影響巨大。在看待規則制定權時，既要避免陷入“陰謀論”的束縛，又應該充分看到國際金融博弈的深刻性和復雜性。對于金融監管的很多技術領域，不妨大膽吸收國際上的先進經驗，但對于匯率制度、資本流動等問題，應緊密結合我國經濟金融的實際，以解決國內問題和滿足國內需要為第一要務，避免受到國際輿論影響。

第四，在人民幣國際化和國際金融體系重建等問題上有所作為，但更應有足夠的耐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我們看到一個大的歷史趨勢，美元已經越過了其頂峰時期。中國國力的逐漸增強也把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但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美元地位越過頂峰與其他貨幣取代美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話題。從歷史上看，美國是在其綜合國力超過英國很長一段時間，并借助二戰，才促成了美元取代英鎊的地位。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其背后有兩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這使得美元成為國際上永遠的避風港，這也是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定價的基礎。第二個支柱是美國強大的科技和創新力量，戰后美國一直處在國際產業分工的頂端，這使得美國有能力通過創新來換取全世界的勞動，并向全世界輸出美元。現在，中美實力還有很大差距，在這個階段希望人民幣國際化出現大的突破是不現實的。我們應該認真吸取日元國際化的教訓。但這并不代表我們應該消極等待，而是應該有足夠的耐性，在提升國力的同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逐步積小勝為大勝，既不放棄機會，也不在短期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付出過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