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黨史研究和毛澤東研究離不開國際視野

記者：您是怎樣開始接觸毛澤東思想并從事這方面研究的？

李捷：我從小就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一直是一個非常神圣的偉人。在求學的過程中，我對毛澤東思想研究非常感興趣。1983年我考上了中央黨校黨史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后來到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這扎下了根，一直潛心研究毛澤東。

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本來并不在我的研究視野中，我也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結構。1997年，中央黨校成立了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持研究項目的姜長斌教授，與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合作了一個特別項目，專門研究冷戰背景下的中美關系。我在這個項目中先后完成了兩篇學術報告，一篇是《物極必反：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內政與中美關系》，另一篇是《從解凍到建交：中國政治變動與中美關系》。寫這兩篇文章純屬偶然，但當時的確下了很大的功夫。我專門編了一個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相關問題大事記，有十幾萬字，目的不在于發表，完全是為了這兩篇文章的寫作。時至今日，我仍然覺得，要深入、扎實地搞研究、寫論文，自編大事記是一種很好的方法，翦伯贊、齊思和等很多前輩都自己編過大事記。我從這一段經歷中受益匪淺，它極大地開闊了我的視野，給了我很多啟示。我覺得研究黨史，一定要有廣闊的國際視野。如果沒有國際視野，黨史研究就很難深入。

編輯《文稿》時，我們也在考慮，是不是應該適當收錄毛澤東關于國際戰略、國際局勢判斷的一些文稿。我根據自己的研究體驗，認為一定要把這些內容收錄進去。我們的國防戰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基于對世界格局所作的綜合考量。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走向、中國特色軍事變革都與世界格局的新變化、新特點密切相關，包括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的趨勢和世界新軍事變革的趨勢。

我們要站在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交匯點上來思考，這也是當今時代不同于毛澤東那個時代的地方。在毛澤東時代，我們要首先立足國內，再放眼世界、胸懷世界。現在中國的地位提升了，國內與國際的關系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很多國內問題不再是孤立的國內問題了，已經和國際連在一起。與此同時，我們要承擔起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但責任是適度的，不能承擔發達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畢竟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6、《中國社會科學報》誕生是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標志

記者： 最后請您為《中國社會科學報》提一些建議和意見，或者為我們的讀者送上幾句寄語。

李捷：我覺得《中國社會科學報》辦得非常好。《中國社會科學報》的誕生是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一個重大的標志性事件，這是讓我們搞哲學社會科學的人感到非常高興的一件事。《中國社會科學報》是促進中國學術文化昌明繁榮的百花園，是展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一個重要陣地，也是擴大中國文化影響力、樹立中國國際文化形象的一個重要窗口。這份報紙肩負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但我很高興地看到，它并沒有為這個使命所累，沒有為這個重擔所壓。當接到第一份報紙的時候，我就在想，這會是怎樣的一份報，它會不會板著面孔說話呢？當我打開報紙之后，我釋然了，它雖然肩負著重大使命，但它并不是板著面孔的，既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