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權力對市場的介入正逐步減少，法律的監督也在逐步完善，迫在眉睫的是如何讓媒體監督權真正落地

對于山西“記者村”事件，新聞出版部門反應迅速。據新華社報道，消息一出，山西省新聞出版局已派出調查小組赴當地調查核實，有關負責人表示，將根據調查結果采取進一步措施。

山西“記者村”事件中復雜的利益糾葛，恐非一次“監管取締”可以解決。正如新聞出版總署有關負責人的分析——山西“記者村”的存在，蓋因“一些單位因自身存在問題害怕被曝光，為假記者行騙、長期橫行提供了條件”。換言之，是真監督的缺位導致了假記者的橫行。

一個人、一個機構甚或一地政府，害怕自身問題被曝光不奇怪，勇于自揭家丑的畢竟是極少數。奇怪的是，有的地方和部門非但能自我保持沉默，還能封住外界的口，把問題與破綻捂得牢牢的。

山西“記者村”處于小煤礦集中之地，這些“記者”的目的只有一個，利用煤礦詐錢。而國家三令五申要求取締的非法小煤窯為何總會死灰復燃？有關部門多次強調要關停并轉的小煤礦為何難被整治？皆是利益使然。小煤礦礦主們要的是暴利，有的人要的是稅利，利與利結盟，真監督自然缺位。轟動一時的“黑磚窯”事件，即是監督缺位的典型案例。

那么，在行政與司法監督之外的媒體監督呢？

多數情況下，媒體對本地負面新聞報道往往有所顧忌。行政權力不僅掌握公共信息內容，也影響著公共信息的披露。一事當前，報還是不報，媒體往往面臨雙重選擇，因此也就有了尋租的空間。拿山西非法小煤窯來說，媒體可以視而不見，也可以鍥而不舍追問真相。假記者們敏銳地捕捉到其間“商機”，只要有報與不報的壓力存在，就有假記者的立足之本，就有可能從獨立的、小范圍的假記者，發展成各有地盤的“記者村”群落。

要清理假記者，得讓真監督歸位。說到底是讓行政、司法和媒體的監督權能各行其職，各負其責，相互監督，互為支撐。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行政權力對市場的介入與干預正逐步減少，司法的監督也在逐步完善，迫在眉睫的是如何讓媒體監督權能更加落地有聲。

新聞出版總署負責人在談及假記者橫行的原因時還表示：一方面要規范記者的采訪活動，一方面也要保障記者的合法采訪權益，總體目標是要滿足群眾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共事務的知情權，政府應該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要求發揮積極、公開、透明的作用。當有一天，公布真相成為媒體自覺，新聞的灰色地帶將隨之消失，“記者村”和假記者們也就沒有了立足之地。